广州美术学院教务系统

监守自盗，常用来比喻一个人利用公务之便，窃取自己看管的财物。

而在群体生活中，像这样利欲熏心、明知故犯的害群之马，他们给集体带来的危害，实则比外部的敌人，更令人毛骨悚然。

而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这匹害群之马，正是新中国自建立以来，性质最为恶劣的高校艺术品监守自盗案的主人公–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萧元。

自2002年2月担任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以来，萧元就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以一周一次的频率，不断从该校的图书馆盗窃包括八大山人、潘天寿等名家在内的143件稀世国宝。

事后，萧元靠着精湛的临摹手段偷梁换柱，将这些珍贵的艺术瑰宝贩卖到拍卖市场。

除去被捕前还未来得及处理的18幅作品，靠着成功卖出的125幅名家画作，8年来，萧元共从中牟利超过3000万元。

2014年年初，受到知情人士的举报，这起骇人听闻的国宝盗窃案的始作俑者终于露出了马脚。

经过一段时间的搜查取证，2014年5月6日，警方正式对萧元进行了拘留处理。

回顾萧元的履历，武汉大学哲学系出身，湖南老牌期刊 –《芙蓉》杂志的主编，受人敬仰的美术研究所研究员，这匹贪婪至极的害群之马，给外界的印象却似乎并不想人们想象中糟糕。

在成为一个受人唾弃的小偷之前，文学时代的萧元也曾是个狂放进取的孤傲学者。

而在中国当代学者周国平的印象中，这位昔日好友更是一个对待文学极为真诚的人。

在监守自盗案的真相水落石出以前，周国平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将萧元与这起案件联想到一起。

除此之外，更令人困惑的是，萧元落网后，对自己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却唯独对自己是该起案件中唯一的罪犯屡次提出质疑。

而他在2015年庭审时，向法官强调的那句“在我第一次进入画库看见这批字画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已经有不少字画被人调了包。

而无论在我之前还是之后，这种现象也从未停止过”也十分令人细思极恐。

难道事实真如萧元所说，从美术馆盗取画作的人实则不止他一个吗？这个在外人眼中如此清高的学者又是如何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呢？

一个不好打交道的馆长

回忆起萧元在广州美术学院任职时给人的印象，大部分的学生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词—“孤僻”。“

除了偶尔带着学生上些公共课和选修课，这位教授几乎不怎么出现在教务系统的选课名单中。

大部分的广美同学对这位美术史教授唯一的印象，就是他的名字曾出现在招生简章里。”

在整个广州美术学院，萧元都是极为神秘的存在。爱穿军装，讲课时照本宣科，阴沉着脸，不太爱笑。每次结束完课程，就会开着他那辆老式吉普匆匆离去。

老式吉普

而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驾驶的汽车，萧元似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迷。

关于这一点，在后来警方将其逮捕，在他家中搜出了大量枪支和子弹，也得到了证实。

更令学生不忿的是，这位“老古董”似的教授，在给学生打分时却是十分不通人情。

据学生透露，每次到了期末考试，萧元总是像故意刁难学生似的，编写大量晦涩难懂的试题。最后，能成功从他的考试中及格的学生不过寥寥。

而像这样一位神秘而又不近人情的教授，在广州美术学院的老师中，也是不大受欢迎的存在。

众所周知，作为高校的老师，平日里难免有一些交际应酬。

但是，从2002年入职广州美术学院以来，萧元参加的社交活动却是少到一双手都数的过来。

别说和其他老师交朋友了，就连自己居住的地址，萧元都是避之如晦，仿佛他的房子里有什么见不得的东西。

而在后来随着盗窃事件被揭露，萧元名下的那8套豪华别墅，两辆名贵汽车以及148万元的存款被曝光在了大众面前，同事们这才意识到，原来萧元的房子是真的见不得光。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只要是人，就会有分享欲，哪怕是孤僻如萧元，也不例外。既然在广州美术学院乃至整个广州都没有朋友，萧元又是如何排解心中的烦恼呢？

实际上，在调任广美之前，作为《芙蓉》的主编，性格直爽的萧元，在文学界的人缘还是相当不错的。

萧元是1957年生人，他的籍贯在湖南宁远，是正儿八经的“湖南骡子”。从履历上看，萧元完成学业的时间比较晚。直到30岁，他才从武汉大学的哲学系毕业。

毕业后不久，萧元就靠着自己的才华进入到湖南人民出版社里工作，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升入到了社内小说室主任一职。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萧元在工作上是有两把刷子的。

出版社工作期间，萧元曾编辑过许多直击人心的作品，像是卡夫卡风满满的《残雪文集》，还有承继鲁迅思想的《张承志文集》等著作。

那时他最反感的思想，就是以著名作家王朔为代表的京圈痞子文化。

萧元认为，将文学尤其是历史文学世俗化和商业化，是对文学极大的不敬。

而他这种爱憎分明的文学素养，也一度被朋友们评价为“这是一位个性鲜明而又前途广阔的批评家和文学家。”

这样一位敢爱敢恨的狂傲学者，在多年以后却被物欲迷了眼，干出违法的勾当，又不免让人心生唏嘘。

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干了十几年后，1998年，通过“社刊工程”，萧元成功当上了《芙蓉》杂志的主编。

或许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在当年，这本杂志在期刊界究竟有多么火。

作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老牌杂志，《芙蓉》自1980年创办以来，就凭借着其典、纯正的文学创作理念广受业内的好评。

而作为扎根湘潭文化的文学期刊，它在市场上极受读者追捧。哪怕是在中国文学杂志逐显颓势的90年代，它的发行量都能创下近10万的记录，是当之无愧的传统文学杂志“四大名旦”之一。

对于萧元来说，能当上《芙蓉》杂志的主编，自然是有着莫大的光荣。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文学界，文人墨客以及领导上层对萧元才华的认可。

但是，自1998年接手《芙蓉》以来，萧元在这个岗位上却并没有干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成绩。

如此炙手可热的杂志，到了萧元的手里，最后也只能以发行量7000册的成绩草草收场。

显然，在《芙蓉》杂志的平平无奇的工作经历，并不能为萧元争取到去广州美术学院的工作机会。

毕竟作为国内最早接触市场化的艺术院校，广州美术学院的工作岗位算是一份油水不少的美差了。

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就业补贴，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美都是令所有广大美术领域的学者趋之若鹜的地方。

别看之前萧元在学术界一副油盐不进、自视不凡的样子，在他进入广美后，也不禁向远在湖南的好友感叹：“广美的有钱人可真不少！”

事实上，萧元会选择在2002年离开《芙蓉》，远赴广美，也是有现实的因素在里面的。毕竟那个时候的他已经年过40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阶段算是人生的另一分叉点。这个年纪的男人，是否有养活一家老小的稳定资本，是衡量他前半生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遗憾的是，那个时候的45岁的萧元，手里所有的身家，只有10万块钱。

“一个40多岁的男人，没车也没房，整天还得为生计发愁，办本杂志反而越办越差。你说换谁，谁不急啊！”

在作家杨黎认为，萧元之所以会踏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他当时窘困的经济状况和事业上遇到的挫折有密切的关系。

毕竟狗逼急了都还得跳墙呢，何况是一个每天都要吃喝拉撒的人呢？

然而，用现实不顺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是一种极为懦弱的表现。可以说，萧元会干出如此令人不齿的勾当，也是他人生必然的选择。

毕竟恶从心中来，心不善了，又哪里还会去在意什么法律法规、人伦道德呢？

既然《芙蓉》主编的工作经历无法为自己加分，萧元又是怎么过五关斩六将，拿到广美的入场券呢？

实则，从1987年起，萧元就陆续开始在出版社发表许多干货满满的美术史论著。像是抉微发隐的《书法美学史》以及讲述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发展史的《中国书法五千年》。

不得不说，在书画领域，萧元是个极有才华的人。尤其是对于中国近代国画大师张大千的研究，更是到了神领意得的地步。

也难怪在后来，在美术馆对张大千进行“狸猫换太子”时，他竟能临摹到如此炉火纯青、以假乱真的地步。

倘若说早先的发表经历让广州美术学院注意到了这位青年才干，那么2001年，萧元靠着作品《一天一日》斩获“湖南省第九届青年文学奖”，成为湖南学术圈冉冉升起的一颗星星，便正式让广美的领导敲定其担任广美图书馆馆长一职了。

2002年2月，受到广美的校方的聘请，45岁的萧元第一次离开家乡，进入到广州美术学院工作，为该校图书馆的做管理整理等方面的工作。

校方原以为，随着这股新鲜血液的注入，广美将会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不料，这次的任职，却是一次可怕的引狼入室。而其中所付出的代价，便是馆内143件国宝的不幸丢失。

为了贪欲监守自盗，曾经的清流沦为无耻盗贼

一般地，高校美术馆藏品的来源，要么是之前的文物收藏，要么是校友在该校求学时留下的作品。

而作为拥有文献总量近38.5万册的广州美术学院院图书馆，自上世纪50年代建成以来，这里收藏的作品的来源，更是两者皆有之。

在馆内，这里有国粹四大家之一的潘天寿的《英雄独立》，有清代画界第一人袁江的《汉宫秋月图》，有国画一代宗师朱耷先生的《湖石双鸟图》，更有明清岭南遗民书画家彭睿壦的草书佳作。

可以说，这个艺术宫殿对于国人的意义，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传承，更是一个民族文化不亡的最直接证物。

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世间，竟有像萧元这样的不法之徒，为了个人的那点蝇头小利，竟然弃整个华夏民族的文化而不顾！

《汉宫秋月图》

2003年的一天， 还在湖南工作的好友突然收到萧元的来电。

电话中，萧元像往常一样，忍不住向好友抱怨在广美的糟糕日常。

想到班里的学生，萧元就忍不住吐槽：“你说一所美术院校，怎么每年会招那么多学生呢？这个世界又哪里需要这么多画家啊！我看无非是那些考不上普通院校的学生，企图通过艺考来这里混日子罢了！”

随后，萧元却又话锋一转，向好友炫耀起自己已经在广州买了不少套房，并通过转卖房屋赚到了不少钱。好友听后，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毕竟在这之前，萧元可是兄弟几个里最穷得叮当响的人。但他却不知道，这个兄弟发家致富的手段竟然会如此龌龊。

2014年5月6日，萧元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行盗卖字画的事情被有关人士揭露。

同年7月，在广州中院的受审中，被问及为何会萌生盗窃学院字画时，萧元只是理所应当地说道：

“如果你把几万甚至十几万摆在我面前，我可能无关痛痒。但要是换成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扪心自问，谁又能保证自己一点心思都没有呢？”

萧元坦言，自己第一次的作案发生在2004年3月，而他第一次萌发出盗窃的心思，实则发生在2003年。

当时，图书馆管理员为了对馆内的字画进行数字化管理，专门从图书馆四楼的藏画库中将这2000多幅字画取出，进行摄影与电脑录入。

而这，也是萧元第一次看见这些名贵的画作。

据萧元所说，当时第一眼看见这些画的时候，他就知道了里面其实参杂有不少赝品。

“除了我之外，他们那些管理员哪里懂什么真作假作啊！每次画被借阅者还回来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除了点点数量，其他什么都不管！即使中途被人调了包，也没人发现！”

在萧元认为，那些赝品其实就是被人偷偷调包后，还回去的临摹品。

要知道，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要说中国哪里的艺术交易市场最活跃，肯定就是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了。

而这些调包画作的人，肯定是胡乱临摹了一幅赝品还回去，然后再拿着真品放到拍卖市场贩卖。

尽管在后来的庭审中，对于萧元口中“有些画早已被调包”的说辞，司法并未予以采纳，也并未真正去核实过情况，认为这只不过是萧元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狡辩的说辞罢了。

但显然，那时的萧元，看见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后，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将其占为己有。

在对画作“偷梁换柱”的过程中，担任着图书馆馆长的萧元其实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首先，作为馆内最高层领导，他对馆内画库的三道大门拥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事实上，我自己手里的钥匙也只能打开前两道大门而已。至于这最后一层关卡，除非有三位老师同时到场，否则谁也无法通过。”

想到这里，萧元的脸上却又露出了十分诡异的笑容，“不过，很遗憾的是，这第三道大门，哪怕不用钥匙也能打开。因为那些家伙为了偷懒，基本上都不会去锁住。”

解决完门锁的问题，看守藏画库的人员也是阻碍萧元盗画的一大难题。不过据校内有关人士透露，在萧元担任馆长期间，曾多次利用职务之便，特意减少甚至撤除负责看管藏画库的工作人员。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他盗窃国画的时候总是能掩人耳目，8年来都不曾被人发觉。

尽管钥匙和看守问题都解决好了，保险起见，从2002年到2010年，萧元每次盗画基本都是在周末或是节假日。

因为那个时间段，图书馆一般都处于闭馆放假状态，馆内逗留的师生也比较少。

而当师生们都在愉快地享受周末时光时，这个无耻的盗贼便会拿着钥匙，偷摸进画库，对着这些价值连城的瑰宝挑挑拣拣。

在挑选画作的时候，萧元不是光逮着那些一看就很值钱的使劲“薅”。

既然偷天换日，首选的目标自然是那些容易临摹、不大容易被人发现的作品。

除此之外，他一般会避免选择岭南画派的作品。因为他知道，在广美，很多师生都是岭南画派的“死忠粉”。

要是把这些作品调包了，很容易就会被识货的人发现其中的猫腻。

不知是因为萧元临摹的画作太过以假乱真，还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竟懈怠到了如此地步，在2014年5月6日落网前，萧元靠着这种卑劣的手段竟然成功从馆内盗取了143件价值连城的稀世国画，其中有125幅书画已经被他通过拍卖公司流入到国内、海外的各大艺术交易市场里。

而这些珍贵的瑰宝经过铜臭交易后，早已被萧元换成了一张又一张白花花的钞票，一套又一套高端豪华的别墅以及一辆又一辆高级奢侈的汽车。

据悉，通过贩卖这125幅书画，萧元一共获利近3470.87万元。

而哪怕是剩下18幅还没来得及处理的书画，经广东省文物协会保险估计，市价估值起码也在7000万以上。

可以说，由萧元犯下的这起滔天案件，是新中国自建立以来，性质最为恶劣的监守自盗案！

人的贪欲就像洪水猛兽，一旦阀门打开，除非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否则想要靠人的自制力去遏制这份罪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像萧元这样，曾经视金钱如粪土的清流学者，一旦尝到了金钱的甜头，又怎么忍心轻易终止呢？

相由心生，在萧元为金钱如痴如狂的时候，周围的人也并非没有发现他的异样。最先发现萧元不对劲的人，正是与他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

“与从前那个喜欢对美学高谈阔论的他相比，自从担任广美馆长以来，萧元似乎沉默了不少，每次研讨会都不见他说上几句话。而且，在图书馆的营建和学术建设，他更是兴趣寥寥，毫无作为。”

同事口中的萧元的不作为，是指图书馆向美术馆移交画作的这项工程。

事实上，从1959年，中南美专图书馆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从武汉迁移到广州后不久，为了实现校内字画的科学化管理，广州美术学院的领导班子就曾下达过任务，表示要将广美图书馆的字帖、画作全数移交到广美美术馆进行现代化管理。

但由于该工程过于浩大，任务便一拖再拖。而等到2002年2月萧元上任，为了方便自己盗画，他便更不可能积极配合学院，主动移交画作。

对此，工作人员也是颇有微言，却又无可奈何。

事实上，萧元托付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行并不是执法单位，也不具备查验萧元出售的这些画作的真伪与来源。

因此在这8年小偷生涯中，萧元除了将真迹调包出来贩卖，有时还会用自己的临摹作品去充数。

而只要图书馆的艺术品一日进行不移交，萧元便能在这其中获利捞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萧元的手段再高明，也终究无法逃避法律的天眼。

在一次香港的拍卖会上，一位从广美校友在欣赏会场的画作时，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众所周知，为了增强艺术品的归属性，负责保管的机构和学校，一般都会在作品的边边角角钤上自己的专有印章。

而因为萧元是将原作盗出来贩卖，自然没有去注意这个细节。

谁知凑巧在这次拍卖会上，这位校友一下子就认出了本校的印章。

很快，他就反应过来，必然是有人故意盗窃学校的藏品，拿到市场上交易。正义使然，这位校友当即就将这件事反映给了母校以及文物保护单位。

盗窃书画这种事，就像是家里的蟑螂，只要发现了一例，就说明这绝非是个例。

在学校和检察机关的彻查下，很快，这起盗窃案的始作俑者–萧元便被揪出来了。

2015年7月，在该起案件的庭审中，萧元对自己监守自盗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并表示愿意将自己在这起案件中获得的赃款全部进行退赃处理。

在法庭上，谈起自己如何作案，这个厚颜无耻的小偷脸上却是有些沾沾自喜。

尤其是说到自己的临摹把工作人员都骗过去时，他更是骄傲地像只公鸡。仿佛在他眼中，只有自己才有辨别真伪的能力。

殊不知他这点能力，也不过是在日复一日的偷窃中所锻炼出来的。

2016年12月，在广州中院还未正式对该案件做出裁定，萧元就因身体原因，病死在了监狱里。

而在他病逝的两年后，即2018年8月，根据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条例规定，这起监守自盗案所涉及的143件，以及萧元通过贩卖文物获得全部资产，将继续进行追回。

截止到2022年，包括萧元在广州市番禺的多套房产等资产，以及流落在市场的125幅国宝，均已被陆续追回。

时至今日，每每想这起骇人听闻的监守自盗案，依旧能带给我们不少反思。

能发生监守自盗的情况无外乎有两种，一是规则出现了漏洞，二是监守者利用权势对规则内的人进行打压，以便实行自己无耻的行径。显然，在这起案件中，这两种情况其实是同时存在的。

管画的人鬼迷心窍，守画的人不太作为，卖画人的只谈利益，而买画的人不问来历。

倘若不对这条关系链加以管控，又怎么预防下一个 “萧元”的诞生呢？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如此说来，无论是领导和下属，都应该做到正人先正己，律人先律己。未雨绸缪，才是改变现状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