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工业大学公费留学

他是革命家，也是收藏家，他一人捐献的藏品，撑起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个展厅。

□姜孝德

他是革命家，也是收藏家，他一人捐献的藏品，撑起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个展厅。国画大师刘海粟感叹其“宝献乡邦壮国魂”。他，就是从重庆江津白沙镇走出来的李初梨。

李初梨与夫人刘钧1950年在北京留影

赴日求学，与田汉成为挚友

1900年4月4日，李初梨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高占乡（今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的一个开明士绅家里，兄弟四人，李初梨排行老三。李初梨童年读私塾，与后来成为李大钊秘书的谭祖尧是同学。李初梨聪明好学，过目不忘，后来入读江津中学。1915年，他随二哥李祚膏赴日本留学。

他能到日本留学可谓传奇。当时，他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他必须争取到公费留学的名额才可能去日留学，只读过初一的他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他以悬梁刺股的精神，苦读一年多，最终考取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公费生。

在东京，李初梨与田汉成了挚友。田汉的小房间里堆满了许多文学书籍，李初梨由此受到熏陶，喜欢上了文学。1923年5月，李初梨完成了三幕剧《爱的掠夺》，作品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6期（1927年2月）上。我们今天还可以在郁达夫的日记里看到这样的话：“今天起来，已经是很迟了，把《创造》月刊第六期的稿子看了一遍，觉得李初梨的那篇戏剧《爱的掠夺》很好。”

李初梨原本可以以文学为职业，后来被革命吸引，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11月，他从江津回日本的途中与吴玉章、杨闇公相遇，这次相遇，无疑给他上了一次红色的革命课。到了上海，他第一次见到了郭沫若。此时的郭沫若已告别了“过往了的浪漫时期”，他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与思考上面。他们之间的谈话几乎没有涉及到文学，完全是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

发表译文,引起文坛关注

1927年春，李初梨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加入国民党左派并担任学校党团书记。这年10月，成仿吾到了日本。成仿吾的日本之行，直接推动了李初梨等人回国从事文学工作。

李初梨等人回国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腥风血雨，白色恐怖。这一时期，朱自清写了《荷塘月色》，戴望舒写了《雨巷》。而就在此时，李初梨与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加入到创造社的行列中，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唤醒彷徨与沉沦中的青年。作为创造社后期主要成员之一的李初梨，面对反动派的镇压，面对革命阵营中一部分人的颓废情绪，深感舆论宣传的重要，他在《文化批判》第二期上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提出并探讨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若干问题。由此，引发了文坛长达一年的论战。

李初梨在文学上的时代先锋性与思想上的坚决革命性，得到潘汉年的认同。1928年5月，由潘汉年介绍，李初梨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到1928年，李初梨在《文化批判》上发表译文5篇,引起了文坛对他的关注。李初梨的文学评论非常深刻而独特，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发表后，遭到清教徒们的猛烈抨击，而李初梨却评价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此话郭沫若深表赞同，并且引用。

1928年12月30日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李初梨任执行委员。1928年底，中共江苏省委曾派夏衍、李初梨和冯乃超与鲁迅联系，计划组织统一战线，最后促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的成立。1930年3月“左联”成立，李初梨是成员之一。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左联”的成立，停止了左翼文艺界内部的分歧，增强了团结，也加强了中共对革命文艺界的领导。

1930年，是李初梨作为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分界线，这以后他极少再有文学论著问世。不过，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现代文学史研究仍无法绕开李初梨和李初梨的作品。说得最多的，当然还是他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

叛徒告密，险成龙华第25烈士

1930年，李初梨抽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这也是他成为革命家的开始。然而，不久就出事了。

1930年5月至1931年初，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及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四中全会相继在上海召开。这一时间，上海地下党活动异常频繁，引起了敌人的关注。1931年初，由于叛徒告密，敌人逮捕了一大批同志，李初梨也不幸被捕。

这一次，国民党当局一共抓了36人，最后枪毙了24人，史称“龙华24烈士”。为这事，鲁迅写下了著名的七律《无题》，后又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作为纪念。在那个时候，鲁迅也只能“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原本，李初梨应该是龙华第25烈士，但他坚持说自己叫李宜兹，敌人找不到破绽，于是让叛徒来认人，叛徒不认识他，于是他幸运躲过一劫。只是，他的红色嫌疑还是让他获刑6年。在苏州第三监狱，有好几次出狱的机会，他都放弃了，原因是他必须悔罪，而他坚决认为“无罪可悔，宁愿不出狱，也不说违心的话”。1937年初，李初梨出狱。这年秋天，在党组织安排下，他与周扬、艾思奇和何干之一同去了延安。

入狱6年，让李初梨有时间来反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反思中国文学的过去与未来、反思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文学创作。因而，到延安不久，李初梨就在《解放》上发表了《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提出了“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任务。这篇文章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李初梨已从文学思考放大到文化思考上来了。有人认为，此文是“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命题最早的一篇文章。

在延安，李初梨最初在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后任延安女子大学辅导员、新华社社长、《新中华报》主编、《西北周刊》发行人。

1940年起，他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秘书，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东北局民族部部长、辽宁省委委员、省政府外事厅厅长。1948年任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1951年起任中联部副部长、党委书记。

50年收藏，捐献家乡博物馆

李初梨爱上收藏，应该与其四弟李亚农有一定关系。李亚农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李初梨捐献文物展厅

李初梨的收藏，大概始于1930年，那时他就开始收藏紫砂壶了。后来他到东北工作，当时正值日本投降后，伪满皇宫的珍贵文物流散到市场，老百姓不懂文物价值，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却忙着掠夺，根本不管文物。面对此情此景，李初梨十分心痛，因此以个人的力量全力抢救文物。

在供给制时期，他只能用香烟、皮大衣之类物品去换古董；后来改为月薪制，他又节衣缩食省下工资，到古董商手里去买文物。有人曾好奇地问他：“老李，工资提高了，你怎么还是一副老模样哟？”李初梨笑笑，指着满屋的瓷器说：“贡献给古董商了。”因为口袋里的钱有限，他开始捡漏。一般人买画，总爱挑品相好的、装裱好的，可这样的花费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李初梨常常在一些没有装裱的字画里去找，他相信这里边会有好东西。金农的《枇杷图》，买的时候画心简直看不清楚，后来经荣宝斋一装裱，真是焕然一新、漂亮至极；还有沈周的《吴城怀古图》，因为画太破，卖主一直未能脱手。李初梨买来后，请人重新装裱，画一下子就完美了。专家评价说：“这是一幅诗、书、画俱佳的艺术珍品。”李初梨也买那种没有款识的画，现收藏于重庆市博物馆的《竹涧图》，就是一幅无款图。后经专家考证，这是元代画家方从义的作品，并且是一幅精品。

1964年因病离休后，李初梨有了更多时间四处寻宝。特殊时期，他收藏的文物全被抄走，不久他也被送到北大荒劳动。1980年，经组织查证，他收藏的所有古董皆为合法获得，因此全部归还给了本人。这些让他牵挂了16年的宝贝，终于回到了他身边。然而，此时他年事已高，已无力保管，他想为文物找一个永远的栖身之所。最后，他决定将文物捐献给家乡重庆的博物馆。

1983年4月，李初梨毅然将50余年搜集的书法、绘画、陶瓷、铜器、紫砂、碑拓、砚台等文物534件无偿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1984年和1990年，他又分别将珍藏的部分书画和紫砂器、青铜器、瓷器、石刻造像等数十件文物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经国家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仅捐献的238件书画中，就有20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72件定为二级文物。

捐献文物时，他明确表示，不要任何报酬、不要荣誉证书。他说：“我说不上是捐赠。国家的东西，归还国家保存，做到了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实现了我的夙愿。如果给我哪怕是一个铜板，我将收回全部的捐献文物。”更让人感动的是，他逝世后，1999年，夫人刘钧又向重庆市博物馆捐献了珍贵图书数十册。李初梨和夫人捐献文物的举动让收藏界为之震惊！为了让人民共享李初梨的收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常设了“李初梨捐献文物展”。观众惊呼，一个人捐献的文物撑起了一个展厅！著名国画大师刘海粟听闻李初梨夫妇捐赠一事，感叹曰：“宝献乡邦壮国魂！”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