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医学院在哪座城市

摘要：

文章通过对中国哈佛医学院年度报告的研读，描述了中国哈佛医学院从创立、发展到停办的过程，展示了中国哈佛医学院的管理模式、办学理念、学生管理方面对今天中国医学教育的借鉴意义，通过与圣约翰医学院及湘雅医学院在资金来源、发展规模、社会声望等方面的比较，提出了中国哈佛医学院最后停办的原因在于资金来源渠道的单一，本土化程度不足，精英化的教育与当时的中国条件不相适应等。

撰文 | 夏媛媛（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

责编 | 艾维、邓志英

●●●

提及民国时期中国的西医教育，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极具代表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创办的协和医学院，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赫赫有名的比如圣约翰、比如湘雅等等。关于它们的创办及影响已有大量的学术论文与专著论及。与其辉煌的名字相称的是其辉煌的内容与影响。

但在这一时期，同样有一所学校，拥有着非常响亮的名字，却鲜有人提及，这就是民国初期创办于上海的“中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of China, HMSC）。

通过研读其校董事会的“年度报告”，笔者发现中国哈佛医学院只存在了短暂的六年，六年中在培养学生和为社会服务方面颇多贡献，其明确的办学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模式也值得称道。然而，这样一所具有现代办学理念的精英学院却只是昙花一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哈佛医学院”败走“麦城”呢？

一、背景

►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Eliot）。来源：哈佛大学网站

1869年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Eliot，1834-1926）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对哈佛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并成功地使哈佛成为美国最著名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他提出了哈佛应遵循的座右铭：“入以增长才智，离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人类”。在他的服务理念的鼓励之下，一群哈佛医学院的毕业生来到了中国，希望用他们的所学在中国开辟一个新的事业：服务于中国人民。

他们的到来并非盲目，艾略特在他的1908年的校长年度报告中谈到了他对中国的考察。他认为在中国开办医学校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20世纪初的中国卫生条件恶劣，原因在于，一方面缺乏必要的卫生设施，另一方面疫病流行猖獗，再加上人们的卫生知识匮乏。这样的状况给艾略特以深深的震憾。在报告中他请听众设身处地设想一下，以美国九千万的人口来看，如果只有一百六十所医院，没有专门的儿童医院，没有为穷人开办的诊所，如果所有的医学校都撤消，如果九千万人没有任何卫生知识，如果每家都有结核病人，没有一个城市没有天花，到处是淋巴鼠疫……如果这就是你们要居住的地方，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更何况中国人口数倍于美国。他强调：“这就是中国。” 当然，作为一个西方的学者，他的看法也许有些片面，但至少表明当时中国的卫生状况与美国的对比给了他强烈的震憾，另外也许为了引起人们对中国卫生问题的关注而作了一些夸张。他做这份报告时，当时留学哈佛医学院的刘瑞恒也在场，几年后他回忆起这场报告时仍觉得羞愧难当。

此外，艾略特还谈到了中国医生的情况。在他看来，在中国成为一名医生似乎非常简单，无须资格与执照，只要你决定成为一名医生，你就能成为一名医生，只要你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你也会被看成是一名医生。中国的医学教育虽历史悠久，但知识陈旧，教材也是一千五百年之前的，特别是西方所重视的解剖学在中国是不开设的，因此解剖学知识错误百出。所以，当时在西医看来很简单的手术，中国医生也是不会做的。

可以说，此时的中国，对西方医学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因此出于人道的观点，艾略特指出：“只有在一个人最需要的时候愿意成为他的朋友才算是真正的朋友，正是这种想法使我转向了中国医疗的需求。” 不仅如此，他指出这些情况对于美国来说也同样重要。

当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不但有教会的人员为了传教，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还有数千计的商人来到中国经商，甚至还有一些政府的代表。中国的医疗状况至少对于这些美国人都具有重要意义。艾略特还指出，既便在美国国内，也不是和中国完全无关的。疾病是不分国界的，只要在中国存在传染病流行，就会使美国人染上此病，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一样。也许这带有点功利的色彩，但不可否认，这种说法很能打动他的美国同胞。

除了论证建立医学校的必要性，他还阐明了可能性。他指出，中国政治方面已出现了民主的曙光；教育方面旧的教育体系——科举制度被废除，新的类似于西方的大学、学院、语法学校的教育体系已经出现；经济方面中国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城市；医疗方面虽然依旧落后，但人们越来越信赖西医并希望得到西医的治疗，关于让大量的中国医生接受现代医学科学培训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艾略特的眼中，中国将不再是一个愚昧落后的国家。他还特别提到，中国人本性的友善、诚实，都表明中国是一个值得去帮助的朋友。

于是，带着帮助朋友的热忱、开创事业的雄心、拯救疾苦的同情，中国哈佛医学院开始了它艰难的开创历程。

二、创办过程

1、开创初的准备（1907~1911）

1907年春，在中国办一所医学教学中心的想法初步形成，他们便开始了精心的准备工作。首先他们设计了一份详细的提案，包括目标、选址与经济的需要。

关于目标，他们希望在中国建立的医学校一是可以培养大量的经过训练的内外科大夫，二是成为培训中心，并可以为政府办的新的医学校培养师资，三是强调预防和公共卫生的工作，与政府合作，为政府培养卫生干事，四是建立研究实验室，研究热带和亚热带疾病。从这四个目标来看，他们是经过了认真的调查和分析的。传染病的流行猖獗、医生的水平有限、师资的极度匮乏，这些的确是当时中国医疗卫生的现状，所以他们的目标显得很有针对性。

至于办学的地点，他们认为选在上海有若干优势：上海是一个管理得较好的城市，在上海的外国人有两万之多；圣约翰医学院由于受人员和资金的限制希望转移到新的学校，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基础；上海有25名外国医生，有8-10人有较高素养可以成为新学校的教师；上海有5所医院，共900床位，可以为学校和实验室提供临床的研究和培训；教会的圣路克医院有200张床位，可以为学校提供临床的设备，医院旁边还有空地可以作为学校地址，这样学校可与医院相邻；城市还有着发达和有效的市政卫生机构。

在他们的分析中，这样的图景的确是很美好的，特别是有很多资源是现成可以利用的，但对于其中会遇到什么困难，一腔热情的他们只却忘了分析。这也许就为后来的停办埋下了伏笔。

他们还考虑到了经济的问题。以他们的计算，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至少100万美元，但他们也知道一下子筹集这么多是不现实的，他们计划先筹一部分，先让学校运行起来，以后边经营边筹集。其中在美国他们希望先筹集每年25000美元，还希望从中国筹集15000美元或更多。而且他们提到，中国政府也有合作意向，计划给予补助，上海“工部局”还有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士也打算捐助。但对于来自中国的捐助他们并没有提到具体的数额，所以这一部分实际上并不太可靠，而他们却俨然以为这已经是实际到手的捐助了。

有了这样一个详细的提案，他们于1907年3月2日在哈佛毕业生与学生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一想法，并受到了好评。于是他们又将提案递交给了神学教授摩尔（Edward C. Moore），摩尔对此很有兴趣，并认为他们应该去争取更大的成功。根据他的建议，提案又被呈交给了艾略特。艾略特愿意担任董事会主席，并确定了董事会成员：哈佛董事会成员、马塞诸塞州卫生局主席威尔科特（Henry P. Walcott）博士，哈佛董事会成员卡伯特（Arthur T. Cabot）博士，留美中国学生主管德鲁（Edward B. Drew）先生，哈佛医学院院长克里斯蒂安（Henry A. Christian）博士，哈佛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康舍曼（William T. Councilman）, 哈佛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坎农（Walter B. Cannon）和哈佛大学神学教授摩尔。1908年4月29日提案又呈报给哈佛医学院董事会的部分成员，并在之后的例会中得以通过。

在提案通过后，利用私人捐助的$1000， 埃德华兹（Martin R. Edwards）博士于1909年来华开展了数月调查，并撰写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卫生措施及对一流培训医生机构的迫切需求。他认为，种种数据和对熟悉中国之人士的咨询都表明上海是最佳的办学地点。

选址确定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筹资。当时的目标是为学校争取到每年$25,000的资助，至少要维持五年。带着这样的想法，埃德华兹博士立即着手寻求哈佛大学校友及其他热心人士的支持，为此他到了许多大城市甚至包括檀香山。一年下来，收获颇丰。在1911年4月29日的校董事会上，埃德华兹博士概述了他的行程，并向大家宣告此次募捐共获得资金$36,000，其中$18,500来自私人捐助，其余来自公共拨款（$5,000来自俄勒冈州，$5,000来自加利福尼亚，$5,000来自夏威夷地区， $2,500来自华盛顿）。此外，除私人捐助和来自俄勒冈与夏威夷的部分将会立即到帐外，其他款项需要通过出示消费凭据来获得。

除了确定目标、地址、捐助之外，1911年4月的会议还根据马萨诸塞的法律加进了几位代表芝加哥、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檀香山的董事。学校于1911年5月23日正式成立，并在第一次学校会议上，确定了学校的主席、执行委员会、咨询委员会、财务主管、秘书等。

2、困境中的努力（1911-1913）

带着“近乎完美”的计划、不算充裕的启动基金、无往不胜的勇气、服务大众的热忱，他们来到了一个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中国，开始了他们的人道主义事业。

HMSC的第一批学生有12人，是在圣约翰医学院读了两年转来的。当时圣约翰医学院正面临人员及经济上的困难，有时甚至不得不隔年招生，所以正好HMSC刚立足，一时也难招到学生，于是这些学生就转到了HMSC直接就读三年级，于1912年2月开始了第一学期的学习。

当时任教的教师共7人，他们分别是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教授寇尔（Herbert E. Coe）与埃德华兹，耳鼻喉及眼科教授邓洛普（Albert M.Dunlap），病理学与细菌学教授艾格斯（Harold E. Eggers），解剖学教授希尔特那（Walter G. Hiltner），外科与神经病学教授夏普（William J. C. Sharpe），以及热带医学教授、后来成为HMSC校长的胡恒德（Henry S. Houghton），教学使用的报告厅和实验室都是无偿使用圣约翰医学院的。

►医学院租用的建筑

但HMSC认为规模与其设想的相差较多，于是在在熙华德路的圣路克医院旁以每月$55的租金租了一幢房子，（见上图）共有11间，可用作实验室、报告厅，（见下图）进行动物解剖。临床设备则由圣路克医院和山东路医院及市医院提供。学校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亚洲的疾病的研究则由密切合作的市卫生局和公共实验室给予了物质上的帮助。如果HMSC就维持这样的现状，学校的前景应该是不错的。虽然这时的中国政治上动荡不安，但新政府却表现出了对卫生事业的支持；虽然HMSC的资金没有完全到位，但人们均对此计划表示满意。HMSC校方也坚信很快就能获得中国和外国的支持。

►可容纳100人的公共报告厅

但HMSC想在中国复制美国哈佛医学院的模式，对于这种“东拼西凑”的状况当然并不满意。最为明显的就是关于学校与圣路克医院的关系。 首先是圣路克医院提供的手术设备和其他类似的主要条件都不合乎无菌标准，作为以研究为最高理想的医学院是无法接受的。再就是学院提出由学院来管理医院的建议遭到了医院的拒绝。因此，双方的合作宣告破裂。因此学院必须要有自己的医院。这时，红十字医院进入了HMSC的视线。但与红十字医院的协议也是来之不易的。最初HMSC想自己购地建医院，为此，校咨询委员会找到了一块属于铁路局的空地，执委会的成员还在美国寻求经济支持，但最终未能成功。而到了暑期时，学院成功地获得了基本的临床和医院设备来代替圣路克医院的，并初步与红十字进行了接洽。红十字医院和医学堂当时总资产大约值100，000两（即$68，000），（见下图）属于中方财产，并由中国董事会掌控，董事会的合同还有三年的时间，需要支付红十字医院三位欧洲医生的年薪，负责新开办的红十字医学堂，当时还有15位学生分别在一、二年级。HMSC与它的协议是，HMSC可以使用和管理它所有的建筑并负责维护，需要建一幢可供60名学生居住的宿舍；接收红十字医学堂的15名学生，并接收3名欧洲医生成为HMSC的教员；另外HMSC也带来它的学生，并且无需支付费用及三位医生的薪水。1912年9月，初步协议达成后，HMSC就放弃了在熙华德路的房子，搬到了红十字医学堂里。红十字医院之所以愿意与HMSC达成这样的协议，是因为当时他们面临着资金的紧缺。这从后来他们与HMSC签署的五年协议就可知道。1912年10月，一位外国顾问就建议红十字医院给学校更多权力，红十字医院可以减少更多经济负担。一开始红十字中央委员会并不同意。可到了1913年3月，红十字发现很难再继续支付3位外国医生的薪水及红十字会其他计划的费用，于是最终还是接受了此建议。于是文件正式于1913年5月1日生效，为期5年。这样的协议是双赢的，但对红十字会显然更有利，它不但可以摆脱经济困境，而且根据协议，HMSC也是在为红十字会培养学生，红十字会可以随时要求学生参加红十字会的工作，另外协议期满后，各类设备器材还得归还红十字会，5年中设备的更新维护等工作也完全交给HMSC。

►中国红十字总医院暨医学堂

HMSC刚进入中国时，也许给大家的印象是经费比较充裕的，所以圣约翰医学院与红十字会在经济困难时都与HMSC合作。但实际上，HMSC本身也一直在为资金来源发愁。到1912年11月为止，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夏威夷政府答应拨款的钱还只是预期，并没有兑现。后来，终于在夏威夷的哈佛校友中募集到$ 4,500，直到1913年春，俄勒冈州才通过立法机关通过了给HMSC每年$5,000的经费支持。但寄给HMSC的支票却包含了这样的条件：他们将派罗伯格(David N. Roberg)博士来中国帮助HMSC教学，同时可以使用学校实验室和其他设备，进行对远东主要地区的一项特殊调查并向俄勒冈报告。这样算来，俄勒冈的捐助并没有增加学校的基金，因为除了完成俄勒冈卫生局任务的花费，学校还要支付其薪水。雪上加霜的是，董事会成员及捐助者之一卡伯特 博士去世，资金来源便又少了一项。因此为了获得资金支持，1913年9月29日执委会还将学校准备工作的注册备忘录提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会,说明了学校的宗旨、现状、经济需求，及对援助的希望。但他们的第一次申请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阻碍HMSC办学的热情。首先是教员人数有所增加，原先的7位教员有的因合约到期回国，但又有新生力量补充进来，教员总数达到10人。（见下图）他们分别是校长、热带医学教授胡恒德，耳鼻喉及眼科教授邓洛普，病理学及细菌学教授艾格斯，外科学教授赫德布洛姆（Carl A. Hedblom），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副教授罗伯格，教授爱德华兹，解剖示教讲师艾什曼（T. H. Aschmann），化学与物理学讲师克仑那（Charles E.Crane），热带医学襄教授科克思（S. M. Cox），临床医学襄教授休恩（H. Thue）。其次，学生人数也在逐年增加，除第一年（1912年）接收了圣约翰医学院的12名学生，第二年（1913年）学生人数达到40人，HMSC开设的课程如下：第一年有解剖、生物、组织学、物理、英语；第二年有解剖、细菌学、化学、 组织学、卫生学、诊断、医学术语、物理、英语；第四年有临床医学、感染疾病、外科的病例教学、外科的动物手术、理论与实践、小儿科、眼耳鼻科学、妇产科学、泌尿生殖疾病、医学伦理、卫生学。（当时三年级的学生来自于红十字医学堂，被编入HMSC的二年级的班级，所以课程中只显示了第一、二、四年级的课程。）HMSC为了让中国的初步的医学教育有一个严格的纪律标准，对学生的考核非常严厉。首先是分数的要求比较高，及格分定为70分，在60~70分之间是需要另外再进行考试的，60分以下为不及格。因此有不少学生掉队或降级。其次，除了分数，学校对学生的品行要求也非常严格，1912年就有5名学生因不服管理被开除。正如HMSC所宣称的目标一样，他们认为学校应该重质不重量。这从他们对学生分数与品行的严格要求就可见一斑。他们的办学热情除了表现在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之外，还表现在为社会举办的毕业后课程。

►HMSC校长及教员们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的教会医院因战火而纷纷停业，很多教会医生便来到了上海。许多医生要求HMSC为他们提供一个为期两周的毕业后课程。从1911年冬天开始，第一次便有23人参加。课程包括：实验室诊断、肠道外科技术、肠道寄生虫病。HMSC也非常乐意提供这一课程，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仅对学生有好处，也为学校在中国各省都能赢得朋友。这一方面表明了哈佛一贯的服务理念，也从另一方面看出HMSC刚来到中国时是多么地需要朋友。第二次课程在1912年新年期间，1912年3月份开了关于耳鼻喉的冶疗课程，到了暑假还有四个短课程，是有关外科和实验室诊断的。而1912年冬到1913年则因各种原因没有办成。相对于HMSC在中国刚刚立足的两年短暂的时间，这一系列课程办的还是有声有色的，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除此以外，他们甚至还应邀为普通民众作些健康宣教似的讲演，目的在于普及基本的卫生常识，如耳目症的预防。《申报》曾对此作过预告：

今晚八时环球中国学生会延请美国医学博士邓落保君演说耳目症之预防法，并备图画多种用影灯映演说明此症之由来及其疗治诸术。邓君系哈佛医学校教员，夙精医学届时必有至理名言以供社会之研究。欲知耳目病之所自来而防患于未然者尽往听之。

三天后《申报》还继续报道了讲演的内容：

前晚八时环球中国学生会请美国医学博士邓落保君演说耳目症之预防法，由杨君仲馨主席、邓君谓耳目病之发生皆由于微生虫之澎涨为患其眼，病之起有两大原因（一）在酒肆茶寮及火车戏馆等处误以通用之手巾揩抹眼睑而受传染……邓君随讲随以影灯映画布上说明耳目鼻各病症之由来及防护疗治等术，颇为明晰，闻者咸称道不已。

就在HMSC艰苦地努力在中国慢慢立足之时，又出现了一段小插曲。1913年7月，董事会收到了全院教员的一个信息，建议HMSC只限于毕业后教育和研究工作，本科指导委托给金陵大学医学系。这是圣约翰医学院、 湘雅医学院、金陵大学医学系与HMSC在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上提出的。其理由是：毕业后学校教育无需本科教育那么大的规模也没有那么昂贵，学院的重点应放在为特殊工作培训人才方面，这样学院才有更多的时间做研究，高水平的医学校也将更有保证，学院还会因毕业后教育占据特殊的地位，也不用花时间来教授基础的物理、化学。但最终学院的执委会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更缺乏的是一流的本科教育，而对金陵大学能否提供一流的本科教育表示怀疑。另外就是院系既有的规划也无法做如此彻底的调整。再有就是考虑到目前可能很少会有毕业后的学生再来学校进行几年的学习，当有这样的需求时，学校认为也可以通过增加一些特殊的毕业后课程来解决。从这一小插曲中，可见学校对其自身的目标定位还是非常明确的——即为社会培养急需的人才服务。并且这一定位在这一插曲中再次得到了巩固。但另一方面，教员们对学校费用的担忧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3、稳定后的发展（1913~1915）

经过两年努力，HMSC算是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但刚站稳后，HMSC立即想要起跑了。休恩教授于1914年1月访问波士顿，并且受邀参加执委会的会议，向执委会介绍了上海学校的需要，提到了开设门诊部、购买土地建医院的建议。考虑到当时HMSC的经济状况，这是一个过于超前的提议。在第一次向洛克菲勒基金会会申请无果的情况下，1913年12月16日学校又提出第二次申请，但基金会会只是回复说学校的申请已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没有给予任何实质的帮助。

既便如此，这一计划还是开始实施了。HMSC看中了上海愚园路的一块30亩的土地，并且采用了一些小的技巧以学校理想中的价格获得了这块土地。一开始土地主人并不同意学校给出的价格，于是学校先是“倾其所有”以对方满意的价格买下了其中的25亩，其余5亩学校是过了约3个月后等筹集到资金后再次购买的。而第二次的购买价格是相当低的，因为土地主人在卖了大部分土地后，剩余的地对他来说利用价值就不大了。此后，学校在基建方面又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许多项目都是一有捐款便立即启动。要办的事太多，几乎是一个“等米下锅”的状况。先是以$2,000的价格租了房子用于门诊部建设；接着用$10,000建了新宿合并花费$4,000将以前的宿舍改为了病房；花费$1,200购买了一套外科标准器具；在徐家汇路北边学校有一间显微解剖室，执委会给了$1000特殊拨款用于购买设备；还从美国购买了X-射线仪。以最初学校争取到的固定捐款来看，这一年的费用已经透支，还动用了一些额外的捐款。而且在大兴基础建设的同时，学校还需要维持已步入正轨的日常的教学工作。所以实际上，学校表面上看来发展最快的这一年正是学校在资金上最紧张的一年。

本科生的教学一如既往地严格。有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因为作弊被学校取消了成绩，让其重修一年，但他害怕被学校开除而自动回家了。除了考试的严格外，入学标准也有了新的规定：首先需要有公认学校的文学或科学学位证明，表明他们学过一般化学、定性分析、一年的物理学、二次方程、平面几何等，没有证明则需通过学校的考试；其次还需证明学生完成两年的学业，在英语方面没有问题；最后，如果通过例举的一些科目的考试，如英语、数学、历史、物理、化学，并且如果在校学习特别优秀，则接收为特殊领域的学生以获得学位。另外，新建筑落成后，毕业后课程又重新开展了起来，并且这一工作不是学校主动去做的，而是受到了邀请去开课。可见当时对于这样的毕业后课程社会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到1914年6月有第一批的5名学生毕业。（见下图）学生非常抢手，而且对他们评价颇高。但由于他们都有义务为教会工作或受到教会资助，所以基本上毕业后第一年都进入了教会医院工作。甚至连当时非常出名的伍连德向HMSC要毕业生时也没有要到，所以一些重要的职位虽然为他们敞开，但他们却去不了。五名学生中，目前了解较为详细的有两位，一位是谢元甫（George Y. Char）, 他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泌尿外科。另一位是陈宗贤（Ts’en Tsung-hsien），后成为中国生物制品创始人之一，为国内外著名的细菌学及生物制品专家。

►第一届五名HMSC毕业生。从左到右为：Shen Sze-jen，Wu Ching-yuan，George Y. Chary，Ts’en Tsung-hsien，Edward Kau

HMSC在中国的办学事业社会反响还是很好的，他们也的确做了不少实事，但影响的范围似乎还只局限在教会医生和外国人及医疗卫生的圈子内，基本属于精英教育的模式，没有深入普通民众。在他们的年度报告中也找不到有关普通中国民众对其工作的评价。包括他们与美国海军的合作也是如此。

根据与海军中队的协议，美国海军的病人进入医院，住的是每间4张病床的二级病房，每天3个墨西哥元。当海军停留在港口时，海军的外科医生被允许掌管来自海军的病人。这样的安排既让海军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也对医院的经济利益有利。但这种好评仍是来自于“圈内”的。

总的看来，HMSC的事业在硬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耗费了不少的财力，工作基本走上了正轨，也取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但反响似乎还有一定的局限，至少和其大量的投入相比是有所不足的。最令人担忧的还是其经济状况，捐助得到的短期的维持资金也快到期，这一点洛克菲勒基金会会也看的很清楚。

4、无奈中的停办（1915~1916）

HMSC创办之初在美国国内筹集到的资金只能维持五年，从1911年开始算来，到1915年已过了四年，资金即将到期，美国当时却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了一次世界大战，后续的资金还没有着落；中国政府和公众也没有什么捐款；而HMSC自身也只对受教育的年轻人有所影响；这些都不能不让HMSC大为着急。并且这种情况让HMSC的负责人有了是否还能坚持下去，是不是让学校从一个“项目”变成一个“实验”的想法。

一开始，他们非常希望能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继续办学。在1913年的第二次申请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终于有所行动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进行考察后也希望除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外在上海建立第二个医学中心，但他们希望圣约翰医学院与HMSC及金陵大学医学系再加上四个属于中华医学会的医学校合并成一个上海医学院，使资源更加集中、合理。他们提出了对各个学校及中华医学会的建议，对HMSC的建议是，希望在HMSC与红十字医院之间，由HMSC来控制医院，人员的安排也由学校来负责，进行教学时也可以免费使用医院的设备。于是，按照建议，HMSC与中华医学会开始了漫长的谈判过程。谈判认为一旦协商完成，HMSC便要于1916年6月30日宣布学校停办。1916年4月6日，洛克菲勒基金会会决定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会上海医学院”，4月11日董事会成立。之前HMSC募集到的$25,000被作为基金转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会，学校的一些设备和财产被卖掉，另一些赠给了中华医学会。但由于一战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再加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计划资金已远远超支，最终成立上海医学院的计划取消。HMSC也因此夭折。HMSC的学生有两批已在1916年之前毕业，1914年是第一批，有5人；1915年是第二批，共4人。余下的学生由中华医学会接管。其中最优秀的7名学生被送往美国，有6人就学于哈佛医学院，另一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他们广泛受到了学校的好评。这7名学生后来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是：吴旭丹、祝慎之、林文秉、金铸、戚寿南、胡正祥和乐文照。其中胡正祥后成为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乐文照解放后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内科学会理事长；林文秉在眼科方面颇有造诣，并写成国内第一部眼科学专著；吴旭丹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第十届会长；祝慎之在儿科方面成就显然，后成为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的会长。戚寿南后任中大医学院院长一职直至1948年。这些学生日后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HMSC的教学质量之高，这显然与他们重质不重量的教学理念，精英化的教育模式息息相关。

三、讨论

HMSC的计划是比较完美的，学校的管理相当规范，服务社会的效果也是良好的，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医学院校去学习。因此，从表面上看，其失败的唯一因素便是资金匮乏。但问题是资金匮乏在当时对很多在中国的外国医学院都是普遍存在的，那又是什么原因使其他学校生存下来了呢？比较于另两所典型的医学院——圣约翰医学院与湘雅医学院，也许我们就会有一个较明确的答案。之所以选这两所学校，是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圣约翰与HMSC同位于上海，面临同样的社会环境；湘雅与HMSC同为一群毕业生所创办，有同样的理想与抱负。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他们的教学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效果等并没有太大差别，因此，他们的不同之处也许正是HMSC失败的原因。

1、办学缺乏“本土化”

虽然HMSC与圣约翰和湘雅一样，均为外国人所办的，但与后两者不同的是，HMSC的董事、管理者清一色全是外国人，是一个完全“洋化”的医学校，而且他们刚立足不久也没有多少让人们为之称颂的成绩，因此建立社会的信任感是困难的。而翻看一下圣约翰与湘雅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情况大为不同。

首先，在成立医学院之前，他们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基础。人们对圣约翰和湘雅的态度是普遍认同的。圣约翰医学院正式在美注册是1906年，但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于1865年和1866年设立的培雅书院（Baird Hall）和度恩书院（Duane Hall），它们可以说就是圣约翰大学的前身。1879年两书院合并改称为圣约翰书院，次年，文恒理在院内创设医科，后来医科便成为圣约翰书院四部中的一部。而1866年美国圣公会于上海虹口创设的同仁医院也是圣约翰医科的教学医院。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扩大为圣约翰学校，文理、医学和神学三科组成了大学部。1906年在美注册成功，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所以实际上圣约翰医学院正式成立之前在中国的历史已长达41年之久，即便从有医科开始算起，也已存在了25年，教学医院也办了40年。如此长的时间显然为圣约翰医学院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医院在开办的40年间救死扶伤，其较为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良好效果与当时中医落后的技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给普通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各界对圣约翰医学院的美誉。而湘雅医学院，正式开设于1914年，但在之前，雅礼医院已于1906年在长沙西门街的石牌楼正式挂牌营业，这是长沙第一个公共性诊所，同时在医院对面开办了“雅礼学堂”，即湘雅医学院的前身。1906~1914年间，雅礼医院的服务工作也为湘雅医学院的正式开办铺平了道路。他们都以实际的而且是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医疗技术为敲门砖，打开了中国社会普通百姓的心门。

其次是圣约翰和湘雅都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中国人成为核心，并且学校自身也得到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赏识。他们可以被看作是外国与中国之间的桥梁，也是从“洋化”走向“本土化”的关键，但HMSC显然缺乏这一有效的沟通工具。圣约翰的核心人物之一是颜永京，他在中国人心中广受尊重，圣约翰医学院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同便更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20世纪初圣约翰甚至得到了中国官场的注意和赏识，亲王溥伦、两江总督周馥、江苏巡府端方等，皆至圣约翰参观。刘坤一、张之洞、恩铭等满清高级官员也为之捐款。而湘雅医学院在1910年颜福庆加入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使雅礼医院在长沙迅速打开了局面，得到了普通百姓和各级官绅的支持，颜福庆本人也很快就成为长沙最受尊敬的人之一。在1910年长沙的抢米风潮中，雅礼医院由于治病救人在民间留下了较好的口碑，成为所有外国人在长沙办的机构中唯一毫发无损的。1910年，由湘阴地区开始流传起一种传染病，范围直至湖南、湖北和四川地区，被称为“九江热”、“宜昌热”等等，不一而足，颜福庆被湖北借去进行防治工作，胡美则在湖南开展大规模的疫苗注射。雅礼医院在这场瘟疫中的表现和作用使得其影响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得到了湖南都督谭延闿的赞赏，他因此而赞成推广西医传播，大力支持成立医学院。

HMSC在以上两方面都是有所欠缺的。一方面，虽然HMSC也立足于服务社会，但从他们的目标来看，他们是想通过培养未来医疗界的精英力量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显然这种服务是间接的，也是隐效的，更不容易为普通民众所知。他们也做了一些直接的服务工作，但无论开始与之合作的圣约翰的圣路克医院还是后来的红十字医院，毕竟与HMSC只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即便学校对医院的发展有诸多的支持，对医院的工作有诸多的贡献，人们仍容易认为医院取得的成绩与学校毫无关系。特别是这两家医院在上海的知名度要远比HMSC高许多，历史也更加久远，导致HMSC辛苦培养出的学生被认为是圣约翰和红十字医学堂的功劳，还有一些HMSC的工作也被当作是圣约翰和红十字医院的贡献。另一方面，缺乏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的参与，使HMSC不论在在民众中还是在政府中都缺乏影响力与号召力。这样一来，HMSC在上海的立足便变得举步维艰。政府没有资金支持，民众中也难募到捐款，只有完全依赖在美国国内的捐助。未能实现“本土化”办学，这便引发了第二个问题。

2、资金来源“单一化”

以圣约翰医学院来说，虽然它当时也面临着资金困难的问题，以至于要隔年招生，与HMSC的合作也是因为这一因素，但并不至于完全地“断粮”。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由于其“本土化”带来的良好的社会声望，因此当他们向绅商呼吁捐款时往往会得到踊跃的支持，另外成功的校友本身也是学校募捐的主要对象；原因之二是圣约翰的教会性质，这也对其资金的获得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教会的常年拨款对维持学校是至关重要的。在早期，教会拨款及国外其他捐赠，通常要占医学院年度预算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后来才逐渐实现了自给。在积极争取各方资金支持这一点上，圣约翰早有先见之明。校长卜舫济在1896年时就曾写道：“让圣约翰书院成为一个移植过来的异体，几乎全由国外的资助来维持，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把从当地争取更多财源作为目标。”

湘雅医学院更是从开办以来就一贯地重视筹资，特别是在中国的筹资。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当地政府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学校才最终得以开办。这恰恰是“本土化”带来的效果。因此可以说，湘雅医学院名为中美合办，实为中方主办。以至于颜福庆曾深有感触地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最大的有利条件，是得到了中方董事们的支持。”

对比于上述两所学校，HMSC的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来自美国，而且美国的私人捐款占了一半，就以开办之初的筹款来看，其中美国国内的私人捐款的比例为51%；其余为美国公立机构的捐款，还需两年后重新申请，考察后再给予拨款；而中国当地政府只是口头上表示了支持。相较而言，这样的捐款来源是非常不稳定的，太依赖于私人的意愿。更何况美国国内的捐助者很难看到这样的捐赠对他们自身有何受益，更难看到学校到底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这样的捐助到底是否有所值。因此，没有取得中国国内的资金支持，在经济上无法自给，是HMSC最后停办的另一重要原因。而很大程度上来说，未能从“洋化”转为“本土化”与得不到资金上的支持，这两方面是紧密相关的。

3、教育模式“精英化”

如果仅仅因为以上两个原因，HMSC可能还不会那么快停办。导致停办的另一原因是学校教育模式的“精英化”理念，自身发展过快，标准过高，远超过了其经济上的承担能力，更不适应当时的中国社会条件。而从这一点上来看，圣约翰和湘雅则更懂“量入为出”，更加“大众化”，更能适应中国的现实。

HMSC一来到中国与之合作的便是圣约翰的圣路克医院。1893年时，医院除文恒理外，另有内、外、妇、齿、眼科医师及药剂师各1人，护士若干人，人数之多，门类之全，为当时沪上西医医院所鲜见。可就是这样一所在当时已具相当水准的医院，在HMSC看来仍是不合格的。虽然圣约翰医学院未必就不知道圣路医院的不足，但限于资金、人员等问题，他们还是选择让医院维持着原状。直到1918年洛克菲勒赠款8万美元以加强圣约翰理科各系及医科教育，结果圣约翰用此款在苏州河东岸建造新科学馆，添置设备，圣约翰医科的教学才因此加强。这一过程圣约翰走了40多年。更重要的是，圣约翰医学院本就是由教会支持的，他们目标显然与HMSC不同，不是培养精英骨干，而是培养职业临床医生为百姓进行医疗服务，从而有利于宣教。虽然这时的圣约翰医学院宣教的目的已经相当弱化了，但不可否认这一目的是他们立校的出发点。从这一点来看，他们走的是一条“大众化”的道路。

作为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雅礼医院一开始则更为简陋。1905年时医院只有一个医生，最多只能算一个诊所。1908年的雅礼医院一共也只有3个医生，14张病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雅礼大学堂”仍坚持着医学的教学工作。直到1914年获得省政府的大力资助后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这一过程虽比圣约翰要短但也有了8年的历程。无独有偶，与圣约翰一样，湘雅实际上走的也是一条“大众化”的道路。除了培养临床医师直接服务于民众，颜福庆本人在公共卫生方面就颇有建树。

相比而言，HMSC虽于1911年成立，正式招生于1912年，却在1914年就开始了迅速的扩张，连当时被认为是上海最好的红十字医院在HMSC看来规模仍是不够的。而且这种迅速的发展还是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进行的。急于求全、求精的想法最终为HMSC自己种下了苦果。显然HMSC是在用美国国内的标准在衡量一切，希望一切都是最高的标准。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培养中国医疗界的骨干和领军人物，即“精英化”的培养。然后希望通过这些培养出的精英发挥作用，进而改善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这一理念本身并没有错，在美国也可以运用的很好，也确实培养出了卓有建树的医学人才，但在当时的中国却不是最合适的。前面已说过，当时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能够直接显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但在这方面HMSC又有自身的局限性。而这一过程注定是漫长的，而且是隐效的，在当时的中国这进一步成了其“本土化”的障碍。所以，“本土化”的不足与“精英化”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最终学校的困窘。

总的看来，一群热血青年怀着一腔热忱为了一个人道的事业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建立起中国哈佛医学院，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他们有着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管理模式、严格的教学制度，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但同时，他们的失败也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任何先进的理念和模式都有其发生的土壤，都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做为一个完全由外国人创办的学校，如果得不到中国人的广泛支持与参与，得不到稳定的资金来源，不能很好地适应与中国民众的广泛需求，注定会出现水土不服，甚至最终夭折。HMSC显然成了最好的注脚。

原文发表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1期，《科学春秋》获作者授权刊发，略有删节。篇幅所限，参考文献从略。

▼回复括号中的数字，查看对应文章：

[0] 古今天人写春秋 | 《科学春秋》发刊词

[1] 金观涛 | 告别二十世纪：轴心文明与大历史观

[2] 杨振宁为什么反对中国建设高能加速器？

[3] 解密：建国初惊动最高层的科学家出走事件

[4] 发生在科研院墙内的杀妻案

[5] 长时段大历史的回归与当代史学家的使命

[6] 协和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

[7] 数学江湖上的“关肇直之谜”

[8] 流浪儿诺奖传奇：发明首个基因修饰

[9] 2016年拉斯克奖揭晓：7位科学家分三项奖

欢迎个人转发到朋友圈，

公众号、报刊等转载请联系授权

copyright@zhishifenzi.com

科学春秋

在科学中寻觅历史

在历史中思索科学

微信ID：kexuechunqiu

投稿kexuechunqiu@sina.com

授权copyright@zhishifenz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