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哪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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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对于一家出版社来说，社长的“聪明才智”“管理理念”“出版思维”深刻影响着出版社的发展。哈佛大学出版社是一家享有国际声誉的出版社，自1913 年创办以来，在国际学术出版领域已成为标杆性的出版机构。

今年5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哈佛出版史》一书，以哈佛大学出版社的6任社长为线索，完整地展现了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历程。社长们对于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的关系、大学出版的使命和本质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探讨和追问。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4月

作者：马克斯·豪尔，哈佛大学出版社首任社会科学编辑。

译者：李广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张琛，浙江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商务君根据本书的叙述脉络，整理出了6位社长在不同市场环境、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出版模式的探索，以期为我们的大学出版、学术出版事业提供借鉴。

另外，还收录了本书译者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李广良的“译后记“，看当代大学出版人怎样打磨“他山之石”，兼容并蓄，锻造属于自己的“发展之器”。

在出版社成立之初，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社长们通过集中化管理、组建编辑团队、改善财务状况等一系列措施，使出版社渡过了战争时期并且蓬勃发展。本书分析和宣示了大学出版社的使命和本质，对于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哈佛大学出版社创办于1913年，但在此之前，其出版和印刷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哈佛大学曾三次涉足印刷业务，并在1802年4月10日成立了印刷所，即“大学出版社”，这也意味着哈佛在美国创办了第一家“大学出版社”。

20世纪初的大学馆，这是它南部的出版办公室，该办公室于1913年成为哈佛大学出版社

书中有大量的篇幅介绍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俱佳的图书的案例，还在书中讨论了资助出版的问题。哈佛大学出版社用自身的发展告诉我们，作为一家大学出版社，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大学、学术和商业之间的问题。而一家卓越的大学出版社最根本的，还是要出好书，只有这样才会被读者记住。

最早印上哈佛大学出版社标识的两种书发行于1802年，是两种教科书。此后长达200多年的历史中，哈佛大学出版社逐渐以各种丛书、学术出版物建立声誉和地位。

成立核心出版社集中化管理奠定出版社运营方向

19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的目录和其他官方出版物越来越多，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决定集中管理，而且，官方出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学术著作也越来越体现出重要性，迫切需要出版。

1892年6月13日，哈佛大学校友约翰·伯特伦·威廉姆斯被任命为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代理人”，威廉姆斯全面贯彻了校长的指示，与学校教师共同承担了学术使命。例如，他在1892年出版了由经济学家弗兰克·威廉·陶西格编的《关于关税的国家文件和演讲》，还将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布什内尔·哈特写的一些课堂指南出版为多种大部头的书。

约翰·伯特伦·威廉姆斯1908年去世后，由查尔斯·切斯特·莱恩（常简称为“C.C.莱恩”）继任出版代理人。莱恩对丛书的集中化管理，对出版社未来的运营更为至关重要。1912年，他接手了两套哈佛院系拥有的却由商业出版社负责的著名丛书，即由历史和政府系创始于1896年的“哈佛历史研究丛书”，以及由经济学系创始于1906年的“哈佛经济学研究丛书”。他还增加了两套全新的丛书。一套是“哈佛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由威廉·亨利·斯科菲尔德教授于1910年创始，第一种出版物即为乔治·桑塔亚纳教授的《三位哲学诗人》。另一套是1912年创始的“哈佛闪族研究丛书”。

不，这并不是一位电影演员，这是C.C.莱恩，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首任社长

1912年，莱恩代表哈佛大学签约，来接手学生出版的《哈佛法律评论》。莱恩的办公室收取总收入的10%作为佣金，接手已印好的刊物，负责发行并维护订户，还尝试销售版面广告。1913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后，这种合作又持续了六年。

在莱恩负责经营哈佛大学出版社（包括印刷所）时期，出版社从来没有将作者局限于哈佛的教授。莱恩时代的书目在来源、主题和风格方面都是多元的，包括文献目录、教材、古代语言作品的翻译版，甚至罗伯特·S.希利尔的第一部诗集。

保证出版社财务稳定组建编辑团队

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第二位社长哈罗德·默多克是一位银行家、藏书家和作家，他从1920年年初开始领导哈佛大学出版社14年，直到1934年4月去世。通过向大学收取更高的印制费，承印哈佛之外的订单，以及将印刷利润用于补贴出版亏损，他确保了出版社的财务稳定。

哈罗德·默多克，哈佛大学出版社第二任社长

默多克就任社长前两周提出了关于改变哈佛大学出版社地位的四点建议。洛威尔校长全部照准。新计划原文包括：“出版社应该自主运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支付自己的账单，等等。为不同院系做的工作，账单应该转到学校，以支票结算。”

哈佛大学出版社前三任社长的任期非常相似。每一任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生机勃勃，充满希望和好的感觉，第二部分则是机构遭遇外力的打击，也暴露了内在的缺陷。在C. C.莱恩治下，出版社勇敢起家，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四分五裂。在哈罗德·默多克治下，出版社成长为出版专业学术作品的重要机构，却又陷入了大萧条。在杜马·马龙治下，出版社将学术成果带给了更广泛的读者，并大大提升了其出版重要著作的声誉，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财务问题恶化，大学当局转而开始敌视出版社。

杜马·马龙自1935年12月1日起担任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第三任社长，为期七年半，他和蔼可亲，博学善言，有主见，愿意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自1936年7月起的七年里，出版社一共出版了541种书，平均每年77种。年出版新书从95种逐渐下降到61种。出版社主动制定政策，不鼓励个人资助的一般专著的出版，加速了年出版新书品种下降的趋势。

杜马·马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第三任社长

出版社的年度销售收入在马龙治下翻了一番多——从104500美元增至前所未有的217700美元——尽管海外市场在战时有所损失。马龙将这种增长主要归因于出版了本质上更有趣味的图书，以及建立了这类图书的书目。

马龙对他的使命的本质非常清楚。他是一位“学问的中间人”。出版社不仅是为了将科研成果从一位学者传递给另外一位学者而存在的，更应当成为“所有学者群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1938年1月，在出版社成立25周年庆祝宴会上，他呼吁图书要超越“学问的平铺直叙”，并将其策略命名为“学术+”。

一个月后，在费城的美国哲学学会年会上，他又发表了题为“学者与公众”的演讲。他论称，学术出版社在选择选题时应该更加严格，不仅要出于财务的考虑，而且要出于学术的理由。如果被学位论文和其他“二流专著”所淹没，任何出版社都无法履行其更重要的职能。将出版物作为推动职业进步的一种手段是不恰当的，因此大学必须“设计出成本较低的测试来判定未来教授们的学术能力”。然而，哪怕销售前景相对令人沮丧，大学出版社也还是应该出版一流的学术作品。

分别初版于1936年、1938年和1942年的三部经典，这是1971年出版的这三部书的平装版，装帧悦目

他说，除了一流的学术作品，“我还认为应当鼓励出版解读学术并向更广泛的读者展示学术成果的书，不管这些书是大还是小”。重要的发现和理念“应该与任何有能力理解的人分享”。他指出，这“不是对学问的贬低，而是在公众的真知灼见面前对学术的解读和更有效的表达。我所指的不是不够学术的书，而是比学术多点什么的作品”。

马龙把哈佛大学出版社视为一个知识和教育机构，其目的与大学本身的目的相似，而不是一个服务机构或商业公司。对他来说，印刷所则是一个服务机构，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它使各院系对出版社产生敌意，而各类行政管理问题也耗费着他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他在按受管理者职位时并没有预见到的。

1936年10月，马龙在昆西大街38号组建了编辑团队。这一举措完全契合他的“学术+”的理念。“毫无疑问，”他写道，“把好书做得更好，是出版社应该执行的最重要的功能。”出于这个目的，他从已经完工的《美国传记辞典》引进了两位书稿编辑。而在编辑的工作内容上，哈佛社的书稿编辑比商业出版社典型的“文字编辑”对书稿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他们直接和作者打交道，并掌控从书稿接受到成书送达之间的书稿所经历的所有阶段。

然而优秀的书稿编辑不易觅得，也不易培训。他们究竟在编辑过程中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应该花多长时间，这些都是颇有争议而又神秘的问题，有时会让作者甚至出版人感到不解。编辑对书稿的修改量主要取决于书稿需要修改多少（理论上，完美的书稿不需要修改，只需要对印刷工加以指导）。但是，由于所谓的“需要”无法科学地测量，因此编辑的工作量还取决于作者希望得到多少帮助、该书的重要性、特定的出版社盛行的编辑态度以及编辑的知识和心理构成。编辑是一门艺术，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功底，还需要充足的同理心。通过同理心，编辑才能够理解作者想要说什么，并充分把握作者风格特质的精髓。对图书未来读者的同理心更为重要，因为编辑必须具备通过读者的眼睛来看事物的能力。

战时出现财务状况反思大学出版的意义

受战争影响，关于出版社的财务及其在大学中的功能的问题令人不安，而且又是一年左右悬而不定。1941年6月，马龙开始给监管出版社商业事务的克莱弗林讲解出版社的本质。马龙说，出版社的地位长期以来都是“不妥的”，如果得不到澄清，他会对“其未来非常怀疑”。他向克莱弗林提出了8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如果出版社的出版部门（而不是印刷部门）提供了一种学术服务，而没有从大学获得任何直接的财务援助，这是公平的吗？”

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历任社长产生于不同的模式。遇到选聘社长的任务时，哈佛大学的校长们都受到当时的需要和环境的制约。C. C.莱恩是一个恰好出现在舞台上的野心勃勃的印刷商，实际上他本身就是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哈罗德·默多克是一位银行家和爱书人。杜马·马龙是一位学者和编辑。罗杰·斯凯夫是一位有推广天分的商业出版人。所有这些人的天资在他们的时代都是需要的。

罗杰·L.斯凯夫，第四任社长

哈佛大学出版社第四任社长罗杰·利文斯顿·斯凯夫是一位娴熟的推广人、“创意丰富的人”和“作者之友”。他下定决心要使出版社崛起，尽管这个理念与一个濒死的组织不太契合。他一直被认为是临时担任社长一职的，但是他从没有让自己的小帝国解体的想法。他接任时已经68岁了，卸任时则已经72岁，头秃、白发，曳脚前行，还经常生病。

1943-1944年，在斯凯夫治下的第一个财年，美国糟糕的出版条件使出版社年度新书从61种减少到41种，后来又增加到42种、48种，最后和平来临，他们得以从挪威和瑞典进口了15种书，总数达到68种。在斯凯夫和史密斯的管理下，年销售额也翻了一番多，从21.8万美元增长到44.3万美元，这一增长部分是由于通货膨胀，部分也应归功于更大的推广和销售力度，特别是出版了一些好卖的书。

出版社理事会也请拉尔夫·巴顿·佩里起草了一份题为《应不应该有一个大学出版社？》的3000字的备忘录。“大学之存在，盖由于学术与教育之双重目的，或曰知识之创造、孕育与传播。”但是，为什么大学应该自己做出版？因为大学有其独特的出版资源。大学通过教师与整个学者世界发生关联。它有自己图书馆里的珍藏。最重要的，它“手上持有学术诚信和精确性的印章”，它的名字本身就是“品质证明”。大学应该出版什么？不仅包括新的学术作品，而且包括服务于公共教育的图书。此外，由于高等教育中用“读物”取代教科书的趋势更加明显，学术普及图书也可以成为教学的补充。

佩里写道，大学出版社不是在“做生意”。它不是为谋利而出版，但是它所服务的公众没有理由不为这种服务付费，大学出版社也没有理由不将学术普及图书的利润用于其功能的拓展。

佩里还指出，大学出版社要取得成功，必须拥有乐于提供这种重要服务的员工，而且这种服务的重要性必须被整个大学所认可，因为“如果一个出版社好像亏欠别人什么，如果其价值被认为是模糊不清的，或者仅是权宜之计，或者是其他事物的低等替代者，就会是一个失败的出版社，即便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崛起新书品种数量不断增长

1946年12月16日，哈佛大学理事会投票聘任威尔逊为社长，任期从1947年7月1日起。威尔逊向校长提出，一个运转良好的、高效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并不仅仅是一个“服务性”组织，它可以成为大学的一个真正创新的部门。

托马斯·J.威尔逊，第五任社长

托马斯·詹姆斯·威尔逊以这句话闻名：“大学出版社只要不破产，就要尽可能出版更多学术好书。”威尔逊长长的任期从1947年年中持续到1967年年底，年出新书从68种增加到144种，年销售收入从44.3万美元增长到大约300万美元，员工从大约40人增加到115人。他接受哈佛的工作时抱着这种理解，即“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在不赔钱的情况下为大学提供服务”。

威尔逊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历史上的地位远不仅是由于数量的增长。其他的暂且不提，他将出版社的公共关系带到一个他的前任们从未达到的高度。与哈佛教师的关系，与哈佛内外作者的关系，以及与哈佛校友和哈佛友人的关系，他都归为公共关系。他将打理这种关系视为大学出版社的两个日常问题之一，与财务并列。威尔逊将大学出版社看作大学的事业、大学不太明确的组成部分，由专业的出版人所组成，其“首要责任”是服务于母体大学。

威尔逊首先创设了社会科学编辑的职位。社会科学编辑的工作主要涉及历史学、经济学和政府学图书，目的是帮助决定出版什么，而且在决定出版之前与作者协作。

自1966年开始，专业编辑负责接收其领域内的所有来稿和选题计划并做出判断。这是一个大变革。编辑没有足够的时间，又希望成功组稿或者物色到书稿，这成为担心的来源。出版社早期的专业编辑淹没在来稿的审读和判断之中，还要应对在编辑过程中的图书不断出现的问题，致使他们无法将组稿排到最高优先级。

威尔逊的历史地位部分地是由于他对图书出版业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他的指挥下，哈佛社成为最早将美国的学术真正推向世界市场的出版社之一。在当时和现在，国际销售收入都很重要，1966年占到哈佛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哈佛社与另外六家大学出版社成立了国际图书出口小组。

哈佛大学出版社第六任社长马克·卡罗尔

1968年1月1日至1972年2月28日，马克·卡罗尔担任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共4年49天。其间，出版物的品种依然较多，质量也较高。作为哈佛大学出版社第六任社长，他也是第一位从社内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社长。1951年修完拉德克里夫出版课程后，他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做了五年的推广经理。但是，他的目标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从1956年开始，他先任威尔逊的助理，后任副社长，极度热爱工作，执行力极强，随时准备承担责任，广交哈佛内外朋友。

然而，自卡罗尔的第一个完整财年开始，哈佛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现了4.3万、22.09万、54.82万、34.99万美元的亏损。这一方面是由于恶化的外部条件，当时所有的大学出版社都深受其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继承自威尔逊时代的政策、人员，以及不得不记作亏损的库存。在卡罗尔治下，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580种新书和再版书。年均140种，较威尔逊的最后四年年均多10种。

首批10种哈佛平装书销路很好，带来了1971年的丰收

但连年的亏损使得出版社董事会逐渐丧失了对卡罗尔评估和改进财务状况的能力的信心。1972年夏季，哈佛大学出版社快要60岁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未知阶段。下一任社长罗森塔尔于1972年10月到任了……

以下是本书译者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李广良撰写的“译后记“。

我是偶然在网络书店发现本书英文原版的。作为一个大学出版人，我通读此书之后，深感哈佛大学出版社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另外，作者将历任社长、校长和出版社员工刻画得非常生动、如在目前，在写法上也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每一次阅读，我都感到小心脏一会儿随着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成就飞上了天，一会儿又随着他们遇到的波折跌到谷底，仿佛自己也是当事人。

研读之余，我曾撰一篇小文《哈佛大学出版的历史经验》，发表在《中国编辑》杂志(2017年第2期)上。不过，这还没有满足我，总想自己动手翻译为中文，分享给更多的同好，所以就先联系到哈佛社，得知中文版权还在。由于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过《老猫学出版》《我在DK的出版岁月》等令出版人、读书人爱不释手的好书，我就推荐给了张琛副总编辑，后来她又与许钧教授一起策划了“中华译学馆·出版史系列”，本书成为其第一种。

本书最大的贡献是通过重述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历程，分析和宣示了大学出版社的使命和本质，将大学出版社应当如何在母体大学的总体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大学应当如何期待与支持其出版社，都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本书不仅是一部出版史，还反映了哈佛大学治理过程的方方面面，描绘了20世纪美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的风貌。此外，本书还以哈佛出版人的坚守诠释了大学出版人应当拥有广阔的胸怀和视野，系心于学术思想、文化教育，着眼于四方上下、往古来今。

本书提示我们，大学出版社想要发展好，归根结底还是要处理好与大学、学术、商业之间的关系。大学出版在这三重属性的激荡中不断前进，促进了学术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五彩斑斓。这三重属性统一于图书，一家卓越的大学出版社最根本的还是要出好书。只有出好书，出版人才能被记住，出版社才不会速朽；也只有出好书，才能带来真正持久的财务收益。如何在这三重属性之间的矛盾中游刃有余，是对出版人智力、能力、魄力、耐力、鉴赏力的终极考验，因为出好书最终还是要靠有积淀、有创意、有坚守、有个性的出版人。

像几乎所有书一样，这本书可能会被引用(相信本书将会介入当前关于我国大学出版业改革发展路径的讨论)，也肯定会被误用，这没什么值得吃惊的，但确需引起警惕，全看谁来用、怎么用。哈佛彼时彼地有效的，其他出版社此时此地未必有效；哈佛无效的，其他出版社也未必就不适用。所以，当有人说哈佛如何如何时，我们必得“批判地”听，如同听到“兄弟在耶鲁的时候”一样。如果做好出版有一个公式，那也就没有出版家了，也不会有知名出版社了，顶多有“出版演算师”或者“人工智能出版社”。

在此，译者要向长期关怀我国大学出版事业发展并欣然为本书中译本赐序的邬书林副署长，慨然决策出版的鲁东明社长、袁亚春总编辑，擘划“中华译学馆”的许钧馆长，大力推荐本书的赵海云副局长、韩建民院长、金鑫荣社长、张玉国副总裁，在工作中多予我们指导和帮助的尊敬的领导和亲爱的同事们，一起切磋翻译的张曜、姜华、劳佳、张治、侯艳等学友，以及做了出色编辑工作的董唯女史，致以衷心的感谢。

至于翻译，我们以“清通可诵”为至高追求，张琛负责引言及第一、 二、四章，我负责其余部分，完稿后我们又交替做了认真的校译，字斟句酌、数易其稿，将近两年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这本书上，不仅与日常的出版实务相对照，而且成为人生中一段冒险而美妙的旅程，这也正是出版的魅力之所在。特别要交代的是，我们在翻译和编辑策略上也做了一些探索，如部分古雅用词的保留、专名的简称、插图的排布、原文的括注等，留意编校的朋友见到应会会心一笑。尽管如履薄冰，囿于闻知有限，难免存在一些舛误，敬希读者诸君不吝教正。

谨以此译本献给我们必将钟爱一生的出版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