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大学摄影社长小林鹏

作为伪造“古希腊”工具的“西方考古学”（下）

林鹏、诸玄识、董并生

三．欧洲“青铜时代”概念出于杜撰

欧洲青铜时代的概念，一方面基于伪书《荷马史诗》的记述，说是荷马时代人们已经在使用青铜武器；另一方面出于西方各历史博物馆的青铜造像的陈列，说是某某青铜造像从某地发现，或从某艘沉船中打捞获得，但得不到出土地层的证明。类似西方“考古学之父”发掘黄金宝藏那样的证据十分可疑，缺乏公信力。

欧洲青铜时代的编年依据为陶器系列排比而来。要证明欧洲青铜时代，必须说明青铜器出土地层，好需要找到铸造青铜器的模范，加上铜矿产地、铸造工艺、模范的制作等。既没有制作现场，也没有铸铜模范，更没有青铜工艺，仅凭几件来历不明的馆藏文物难以证明欧洲存在一个青铜器时代。

爱琴海“青铜器年代学”的基础？

埃文斯的发现，“是考古学史上最著名的和最重要的一次发掘，而且，仍然是我们关于爱琴海青铜器时代的建筑学和年代学全部概念赖以建立的基础。与此同时，还因为它是每年几十万游客的到访之地……”[[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这里，最重要的是每年几十万游客，这不仅关乎当地的旅游收入，更为重要的是该遗址已经成为西方中心论的核心证据及欧洲古典历史的考古学标本。

这个遗址没有发现青铜器，如何可以作为“青铜器年代学”的基础呢？

以陶器风格定年的方法欠科学

“埃文斯的解释完全符合对于卡洛凯里诺斯发现的陶器所做的有关分析，法布里修斯、奥苏利耶、富特文格勒（Furtwangler）和罗斯科（Loschke）等人，都考察过这些陶器并发表了论文，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也发表过相关评论。所有这些专家都认同这种以陶器的风格以及大致的年代，从已经发表的有关图片来看，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和埃文斯）是正确的，此皇宫在公元前13世纪的确曾被希腊王朝占有，正如荷马在史诗中所描述的，在传说的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年代，亚该亚的伊多墨纽斯从他的克诺索斯皇宫派遣了一支军队。”[[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爱琴年代学是考古学家们根据不同时期陶器风格的变化建立起来的。……按陶器建立的年代分期只是相对的，绝对年代需要依靠与其它年代体系清晰的古文明的比较来确定。……希腊本土的青铜时代年代体系也是在陶器分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16-1918年，美国考古学家卡尔•威廉•布勒根对科林斯附近的史前遗址克拉库（Korakou）进行发掘，发现那里的文化堆积层序分明，使得他得以按陶器风格进行分期，随后，布勒根与英国考古学家阿兰•瓦斯合作，试图对希腊本土的青铜文化进行分期。1918年，他们效法埃文斯对克利特青铜文化的三分法，将本土青铜文化——‘希腊底文化’（The Helladic Culture）划分为早期（HE）、中期（MH）和晚期（LH），此后又将其细化，将每期分为Ⅰ、Ⅱ、Ⅲ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标志性陶器为基础。”[Blegen and Wace1916-1918，第175-189页。见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46-347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原来，是用此处所“发现”的陶器与迈锡尼的陶器相对比，判定其为同一时期，而迈锡尼竖井墓穴中曾由施里曼发现过黄金面具及一些青铜器具，因此冠以“青铜时代”的概念。然而，施里曼所发现的黄金面具及青铜器具，不仅疑窦重重，而且孤证不立。这些所谓的考古学家，应该到中国来看看什么是青铜时代，看看中国所出土的大批青铜礼器、兵器、青铜工具，了解了什么是青铜器，再去谈论“青铜时代年代学”的概念。

古希腊青铜时代分期建立在“克里特分期”基础之上

“1918年，两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英国的阿兰•瓦斯教授和美国的卡尔•布勒根教授联名发表论文〈本土的前迈锡尼陶器〉，在埃文斯奠定的克里特史前分期基础上，确立了希腊本土青铜时代的年代分期。……

1928年，布勒根同序言学家哈雷（J.B.Haley）联名发表文章〈希腊人的到来〉。哈雷在保罗•克里特斯科麦尔的研究基础上，将克里特、爱琴诸岛和希腊本土东部以-nthos、-ssos和-ndos结尾的非希腊语地名开列出来，发现其中很多与小亚西部的地名雷同。布勒根根据哈雷的发现和陶器研究的成果，得出如下结论：即早期青铜时代初期（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住在小亚细亚西南地区的居民向克里特、爱琴岛屿和希腊本土移民。这些移民构成青铜时代早期爱琴地区的非希腊语居民，他们同小亚西南的居民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期希腊底文化初期（MH初，按当时年表应为公元前1900年），首批希腊语移民涌入本土，并携入陶轮和‘美尼亚陶’，导致本土陶器风格的骤变；而克里特等地未曾受扰，仍延续着旧的陶器传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18-419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以陶器类型建立“铁器时代文化”也不靠谱

“正如钱皮恩（Champion 1975：128）所指出的，在对铁器时代的分析中，‘考古学家单凭一种陶器类型就建立起一种「文化」，还据此试图对这种分布做出族群的解释实在有点轻率’。”[[英]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身份》陈淳、沈辛成中译本第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

观察铁器时代的内容，不属于本文的范围，因而不做展开。这里举例列出仅供参考。

“古希腊年表”以伪史料——“埃及年表”——为基础

“陶器只能给出相对的爱琴年代分期，其绝对年代则要通过与古埃及年表的比较获得。……爱琴绝对年表依赖于埃及年表，后者的调整会直接影响前者。”[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49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目前，爱琴文明的绝对年代分期主要分为高低两个年代体系。‘高限年代学’（high chronology）是曼宁（S.W.Manning）在其《爱琴早期青铜时代的绝对年表，考古、放射性碳和历史》[Manning 1995。]一书所采用的，主要以树年轮、碳14和冰核测试等科学方法获得的绝对年代为建立年表的关键参考点，如铁拉岛火山喷发的绝对年代被测定为公元前1628-1627年。“低限年代学”（low chronology）是学术界长期采用的传统爱琴年代体系，被瓦伦（P.Warren）和汉基（V.Hankey）的《爱琴青铜时代年表》[Warren and Hankey 1989。]所采用，但对迈锡尼文明晚期（LHⅢA-ⅢB）的年代做出修正。‘低限年代学’建立在爱琴与埃及的年代对应上，将铁拉岛的火山大喷发定年在公元前16世纪晚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0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埃文斯的克里特岛的史前史划分与古埃及年表对照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亚瑟•埃文斯爵士的看法，他把克里特岛的史前史划分为九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可参照埃及的编年表来准确断代。如下表。[[英]戈登•柴德尔《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陈洪波中译本第28页，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5月第1版。]

“埃及年表”为西方伪史定年的基础，而“埃及年表”本身是出于参照中国历史纪年的伪造。

迈锡尼文明年表

迈锡尼文明年表由瑞典学者Arne Furumark根据所发现物品的类型及所属地层编纂。该时期对应于希腊青铜时代（Helladique）晚期（法语：Helladique Récent,HR；英语Late Helladic,LH）

前1550年-前1500年：青铜时代晚期Ⅰ（迈锡尼的墓坑圈A与B）；

前1500年-前1450年：青铜时代晚期ⅡA；

前1450年-前1425年：青铜时代晚期ⅡB（迈锡尼人到达诺索斯）；

前1425年-前1380年：青铜时代晚期ⅢA1（诺索斯被毁，大陆迈锡尼宫殿的初建）；

前1380年-前1300年：青铜时代晚期ⅢA2（迈锡尼宫殿建造的高峰）；

前1300年-前1250年：青铜时代晚期ⅢB1；

前1250年-前1200年：青铜时代晚期ⅢB2（阶段末期大陆宫殿被毁）；

前1200年-前1125年：青铜时代晚期ⅢC1；

前1125年-前1100年：青铜时代晚期ⅢC2。

HRⅠ对应于青铜时代中期与晚期的转换期，迈锡尼文明始于此时期。

HRⅡ时期遗迹有了显著增加。在该时期末叶，米诺斯王宫诺索斯（Knossos）、斐斯托斯（Phaistos）、马利亚（Malia）和萨克罗（Zakro）已经建成。其后只有克诺索斯宫被重新使用，并融入迈锡尼风格。一般认为它被入侵克里特的迈锡尼人占领。皮洛斯的线性文字B文本大致定年为HRⅡB。

HRⅢ时期迈锡尼文明继续扩张。在克里特之后，其余的爱琴海岛屿（如塞克拉迪斯和罗德斯岛）及小亚细亚都出现了其定居点。在整个地中海沿岸都能发现迈锡尼遗物，甚至及于中欧及不列颠群岛。在塞浦路斯和黎凡特（Levant，地中海东岸）也发现了迈锡尼人的定居点。

在希腊本土，王宫-城堡以及巨冢（tholoi）变得越来越壮观。对于HRⅢB1时期，在迈锡尼和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发现的珍品见证了迈锡尼统治者所积累的财富。这一个时期是迈锡尼文明的巅峰。诺索斯的那些文献无疑属于HRⅢB（约前1250年）。[见[百度百科/迈锡尼]条。]

请注意，不要被这样的“年表”所忽悠。这里讲“青铜时代”概念，然而，除了少量假古董之外，并没有多少真正的青铜器文物作支撑。同时，这样的年表并非建立在14C测定年代的基础之上。

西方考古学确定年代的方法存在“乌龙阵”

“伦福儒和巴恩指出，当考古学家利用早期历史年表来断代的时候必须记住三点：（1）必须仔细重建纪年体系，任何统治者和帝王的列表都必须合理完整；（2）尽管年表记录的每个君王统治的时间是可靠的，但是还必须将这个年表与我们自己的日历联系起来；（3）给特定的遗址、人物和建筑定年，必须与历史年表相联系，或许可以从共出物上的铭文查证所属的统治时期。有时，并非每个君王统治时间准确的长短都是已知的，利用天文学可以使之进一步完善。比如埃及的历史记录会描述对某些天文事件的观察，利用现代天文学知识对其进行分析，可以确定天文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份。”[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译本，文物出版社2004年。转引自陈淳《考古学研究入门》第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青铜时代”概念出于欧洲博物馆陈列的技术需求

“青铜时代”（BronseAge）这个词，出于最初由丹麦考古学家C•J•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1788-1865)所提出的考古学年代——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论”。1816年汤姆森被任命为丹麦国家博物馆的首席馆长，出于陈列展出的需要，于1819年将馆藏武器与工具按藏品材料的性质进行分类，分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种不同的器物类型，并排列出先后相互衔接的三个时代。汤姆森于1836年发表其研究成果——《北方考古指南》之后，三期论作为史前考古研究的一种年代学方法被正式确立。

“汤姆森的三期论以及以此来安排博物馆藏品的方法，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古物学家和博物馆馆长的注意，很快，瑞典和德国的博物馆也开始采纳这一方法。

将墓葬从用于博物馆藏品分类转向为考古研究提供年代学依据，是由汤姆森的学生沃尔塞（J.Warsaae，1821-1885）实现的。……他用三期论方法分辨葬俗与古墓的类型，并首次确立了史前古墓的年代序列。”[陈淳《考古学研究入门》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史前史的建立是以丹麦考古学家汤姆逊(C.J.Thomsen)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说为基础的。史前史的研究自然应该包括这三个时代。[法国考古学家认为史前是指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属原史时期。]

1865年，鲁伯克[鲁伯克或译卢伯克爵士（Sir J.Lubbock，1834-1913）。——引者]从法国考古学家吸取了把石器时代划分成打制石器时代（periode de la pierretaillee）和磨制石器时代（periode de la pierre polie）的划分方法，创造出旧石器时代（palaeolithic Age）和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这两个名词。”[陈星灿《史前概念的由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载《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汤姆森的三期论植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进化论之前欧洲流行退化论

希腊神话是在17、18世纪中国风影响下被编造出来的故事。在达尔文进化论出现之前，欧洲流行一种退化论，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铜的时代、铁的时代”的故事就是这种退化论的反映。

“世界开始有了居民。他们的第一个时代是淳朴而幸福的时代，叫做黄金时代。真理和正义主宰着一切，用不着法律强迫，也用不着官吏来威吓和处罚。森林里的木材还没有砍伐来做船只，人们也没有在市镇的周围筑起城堡。还没有像剑呀、矛呀、头盔呀这样的东西。土地把人类所需的一切都生产出来，用不着他去扶犁或播种。永久的春天统治着，花卉没有种子就开放，河里流的是奶和酒，乳黄的蜂蜜自己从树上滴下来。

接着来的是白银时代。它比黄金时代要差，但比铜的时代要好。尤皮特缩短了春天，把一年分为四季。于是人们不得不忍受严寒酷暑，房屋就成为必要了。最初的居室是洞穴，后来是森林里茂密的树荫，再后来是用树皮桠杈搭起的棚屋。如果不种植，谷物再不会自行生长。于是农夫不得不播种，耕牛也不得不拉犁了。

其次到了铜的时代，人们的性情更粗野了，更加易于动武，但还不是全然邪恶的。最坏和最邪恶的是铁的时代。罪恶像洪水版泛滥起来……到那时为止一直是公共耕作的土地，开始被分割开来，归私人所有。人们不满足于地面上的出产，而要挖进地腹中去，掘出各种金属的矿苗。害人的铁和更加害人的黄金被生产出来。战争兴起了，并把这两种东西都用作武器。”[[美]托•布尔芬奇《希腊罗马神话》（1855年）杨坚中译本第8页，岳麓书社2009年9月第1版。]

施里曼在迈锡尼墓穴中“发现了”大批黄金面具与其他黄金器物等，然而并不存在一个考古学上的“黄金时代”。施里曼当时未必理解“青铜时代”的概念，真理解的话也许就会发掘出更多的青铜器。在一个商人的眼里，毕竟“黄金”更有价值……

苏格兰学者丹尼尔•威尔逊接受三期论

“与沃尔塞的接触，启发了苏格兰古物学家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1816-1892）采用汤姆森的三期论来分辨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古物家学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拥有的大量藏品。这一工作为他于1851年出版的著作《苏格兰的考古学与史前编年史》奠定了基础。在他用英语对史前期进行的首次科学综述中，丹尼尔•威尔逊将考古材料归于石器（原始）、青铜器（古代）、铁器和基督时代。”[[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中译本第10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迈锡尼遗址属于“青铜器时代文明”吗？

“爱琴文明是被人遗忘已久的文明。它的重新发现归功于现代考古学。爱琴考古的奠基人是德国业余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年）。他于1871-1873年在小亚西北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希萨尔利克山丘发掘出传说的特洛伊古城，宣称确证了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实性。1876年，他又在希腊迈锡尼古城堡内发掘青铜时代的一个王室墓群，即所谓‘墓圈A’（Grave Circle A）的五座竖井墓，出土大量黄金宝藏，从而证实了迈锡尼‘多金’的古代传闻，并声称找到了‘阿伽门农王的陵墓’。此后他又先后发掘俄尔科墨诺斯的‘美尼亚斯王的宝库（1880年）’和梯林斯古城堡（1884-1885年）。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将沉睡地下3000余载的史前青铜文明再现世间，此文明也因迈锡尼遗址而得名为‘迈锡尼文明’。在施里曼的带动下，爱琴地区的考古活动广泛展开……”[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0-351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古希腊”存在“青铜器文明”吗？

“梯林斯也是青铜时代的一座重要城市，在神话中以其雄伟的‘独眼巨人墙’著称，曾被荷马称作‘有坚固城墙的梯林斯’，……其古城废墟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阿尔哥斯平原南端，濒临阿哥利斯海湾。……1884-1885年，谢里曼与其助手，德国考古学家威廉•多波菲尔德（Wilhelm Dörpfeld），正式发掘了这座古城，发现了上城的迈锡尼宫殿墙基。……1976-1983年，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基里安（Klaus Kilian）发掘了古堡下城，随后又重新考察上城的宫殿遗迹（1984-1985年），澄清了青铜晚期梯林斯遗址的建筑史。从1994年起，下城的新一轮考察项目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约瑟夫•马兰（Joseph Maran）教授的领导下再次展开。古堡上城的修复和保护工作也从1997年起开始。……

1952-1958年，雅典美利坚古典研究学院院长约翰•卡斯基（John L.Caskey）领导的美国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考古队发掘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东海岸的勒纳遗址（Lerna）。从新石器时代至晚期青铜时代该遗址始终是重要的人口聚集区，而且是早期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居民点（LernaⅢ）。这里有双层的防御墙、城门和塔楼，墙内的各种建筑，包括中期希腊底时期典型的半圆形建筑（apsidal）和位于中央的屋顶上覆盖赤陶瓦片的大型双层建筑‘陶瓦大屋’（House of Tiles），该建筑在EHⅡ末毁于大火，在随后的EHⅢ时期被覆盖以圆形土冢。”[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2-354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说是青铜时代，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青铜器出土，考古所见到的东西，都是属于史前时期的一些原始住民的遗物。

迈锡尼人居址的研究——变换方法，无中生有

“希腊考古学家提奥卡里斯（D.R.Theochares）在1956-1957年发掘了北希腊的伊奥尔库斯（Iolkos）遗址，发现迈锡尼时代的宫殿遗迹，但其考古成果始终没有发表。中希腊的俄尔科墨诺斯（Orchomenos）也是史前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发现了迈锡尼时代的宫殿遗迹和史前公墓。中希腊的哥拉（Gla）遗址有一座迈锡尼时代规模最大的独眼巨人城堡，但不见于神话记载。该遗址于1893年曾被法国考古学家利德尔（T.A.de Ridder）部分发掘。……

对迈锡尼人居址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取得进展，考古学家们不再局限于单个遗址的发掘工作，而是把考古调查的范围扩展到希腊的各个地区。这种方法的首创这是爱琴考古先驱，美国学者卡尔•布勒根。他在1941年发表的《前古典希腊》一文中呼吁对希腊各地区展开‘系统和全面的调查’，以便能更确切地了解‘不同时期的居住地范围、迁移活动和人口分布情况’。然而，这种广泛的地区性调查是于20世纪70年代初才真正展开。最早的地区性调查是‘明尼苏达大学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考古研究项目’（Minnesot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Western Peloponnese，缩写为MARWP）。此后，泛泛的调查日趋精细化，时间跨度覆盖青铜时代各个时期，其调查数据使迈锡尼学者们能够了解不同时期的地区人口密度及其变化，并对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研究。近年来较著名的地区调查有：剑桥布拉德福德学院彼奥提亚考察项目、拉哥尼亚考察、尼米亚河谷考古项目、派罗斯区域考古调查项目、南阿哥利斯考察项目等。”[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8-360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发现不了所谓青铜器的证据，于是想方设法，变换花样，企图在宏观的层面上将其虚拟化与概念化，以期达到虚假的“一合相”（《金刚经》的概念）效果。

发现有“青铜器时代”居住迹象？

“地区性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成果，以派罗斯区域考古调查（PRAP）为例，该调查范围覆盖了美塞尼亚西部大约40平方公里的区域：11个遗址显示出在中期希腊底时期有居住迹象，……调查结果显示，美塞尼亚地区在中期希腊底时期很繁荣，进入晚期希腊底时期后，即迈锡尼文明的早期（LHⅠ），居民点并没有增加。该地区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不是迈锡尼时代早期（LHⅠ，即竖井墓时代），而是LHⅢA时期。这种变化没有表现为居址的增加，而是居址的放弃。不可避免的推论是：这种趋势和派罗斯中心的崛起相关。……迈锡尼文明早期的各处分布的圆顶墓也暗示了该时期的政治分立局面……”[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1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事实上依然没有发现什么青铜器，只是发现了概念中的“青铜时代”的时期有居住迹象！

“青铜时代”的史前居址？

“阿尔哥斯坐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的阿尔哥斯平原，曾是历史时期的大邦，斯巴达的争霸对手，也是重要的史前遗址，其文化遗址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也是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EH,MH）的重要居民点，遗址坐落阿斯皮斯山（Aspis Hill）上。青铜时代晚期，阿尔哥斯是迈锡尼人的重要定居点，遗址坐落在拉里萨山（Larissa Hill）上。1892年，希腊考古学家科菲尼奥提斯（I.Kophiniotis）部分发掘了希腊化时期的阿尔哥斯剧场：1902-1912年和1928-1932年，沃尔格拉夫教授（Carl Wilhelm Vollgraff）代表雅典法兰西考古学院（Ecole Françoise d’Athenes）主持发掘了阿尔哥斯遗址。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后，1952年，道科斯和库尔宾（G.Daux and P.Courbin）恢复了遗址的发掘，1954-1956年，1981-1982年，1986-1989年，法兰西考古学院又相继组织了三次发掘活动。

来狄亚遗址（Midea）是阿哥利斯北部的一座青铜时代晚期的古城堡（约公元前1200年），城墙位于现代来狄亚村南面的一座高山的山坡上；西面不远的登德拉村（Dendra）也是一个史前居址，还有不同时期的坟墓出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4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青铜时代本来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概念。然而，在古希腊地区顶着“青铜时代”的名目，发掘出来的却是一些史前遗址？

施里曼之后，考古学家不遗余力但所获甚微

施里曼于1876年发掘迈锡尼‘墓圈A’的5座墓后，希腊考古学家斯塔马塔基斯（Panagiotis Stamatakes）于1877年又发现‘墓圈A’中的第6座竖井墓。1884至1902年，希腊考古学家克里斯托斯•特桑塔斯（Christos Tsountas）发掘了城堡中的‘阿特柔斯与阿伽门农的宫殿’、城堡内的秘密地下取水道和城南翼的祭祀区以及城外众多石窟墓和圆顶墓，其英文版专著《迈锡尼时代》（1897年）为后来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919年，英国考古学家阿兰•瓦斯教授（Alan J.B.Wnce）恢复对迈锡尼遗址的发掘。1920至1923年，瓦斯对城堡内已发掘的考古遗迹做进一步清理、研究和测绘，并重新考察了城外的圆顶墓，获得新证据，使他得以勾勒出史前迈锡尼的历史发展轮廓、不同时期的建筑层和埋葬风俗。1939年，瓦斯再赴迈锡尼遗址，考察城堡内的建筑和城外‘阿特柔斯宝库’，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被迫中断。1950年，瓦斯恢复对迈锡尼遗址的考察，考察对象是城堡内的‘特桑塔斯宅’、城墙内外的史前墓地、城堡外的史前建筑和圆顶墓等，直至1957年逝世。1959年，英国考古学家威廉•泰勒和希腊考古学家再次合作，恢复了对迈锡尼的发掘。希腊方面的负责人是约翰•帕帕德米特里欧博士。双方进行了三个考古季的合作发掘（1959、1960、1962年）。帕帕德米特里欧去世后，其助手乔治•米伦那斯（George Mylonas）成为泰勒的合作者，又进行了四个考古季的发掘（1964、1966、1968和1969年），主要发掘对象是城堡中唯一未被发掘的‘城堡宅’（Citadel House），1969年告竣。此后，乔治•米伦那斯、斯皮罗斯•伊阿科威德斯（Spyros Iakovides）相继主持迈锡尼遗址的研究工作。从1991年起，英国和希腊考古学家又再次联合对整个迈锡尼居民点进行新一轮的考古调查。”[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0-352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在施里曼之后，尽管英国与希腊本地考古学者不遗余力地在迈锡尼进行挖掘，再也找不到像施里曼不费吹灰之力就发掘出来的黄金宝藏那样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迈锡尼青铜时代得不到考古学上的支持。换句话说，支撑古希腊迈锡尼青铜时代文化的考古学证据，不过就是施里曼“发掘”出来的“黄金宝藏”中的那几件假古董。

欧洲人发掘本土遗址不遗余力却所获奇少

“随着哥特艺术的复兴和浪漫主义运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将目光从外来入侵者转向了对自己祖先凯尔特人和日耳曼遗迹的关注，而在帝国边境之外更加偏远的地区，关于异教徒维京人和斯拉夫人的记忆同样动摇了古物研究者们的思想。因此，英国的奥布利（Aubrey）记述了艾夫伯里（Avebury）和史前巨石阵（Stonehenge）；不列颠以及欧洲大陆的乡绅们四处挖掘古墓；为了寻找督伊德教（Druidic）的遗物，人们探测了布列塔尼半岛（法国西北部地区）史前石棚墓；为了探寻比奥霍夫（Beowulf）没有找到的财宝，人们打开了维京人留下的洞穴和更加古老的巨人墓。但其结果却并不壮观——粗糙的石墓室，简单的铁制、铜制或者石制工具，素面的手工陶器，没有任何题记铭文。不过，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出土文物成为了人们情感价值和爱国热情诉诸的对象。到了19世纪初，大量的这类古物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传世品一起被收集到皇家或私人博物馆里。这些古物必须有一个好的安置，而正是对他们的整理，引起了第一次非同寻常的考古学分类。”[[英]戈登•柴德尔《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方辉、方堃杨中译本第19页，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6月第2版。]

“欧洲青铜时代”年代学并无事实依据

“汤普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藏品中这些种类繁多的史前材料如何能够被最有效地展示。他决定从年代学入手，将史前或野蛮期分为前后相继的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中译本第9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原来并非在欧洲考古实践中先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后产生出一个青铜器时代的概念。欧洲国家的博物馆，在处理从世界各地掠夺来的文物过程中，出于其展示的需要，将所有古物按照材质的不同大致分为石头器物、铜质器物及铁质器物，并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观念大致排出先后顺序，这就是所谓的“青铜时代”概念的来历。

并不像中国的田野考古那样，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有夏商周历朝历代大批不同形制的各类青铜器出土，可以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等不同门类。有这样的基础，然后说中国曾经存在一个青铜时代，可以说得通。而在欧洲的遗址中，完全见不到这样的青铜器出土文物。偶尔听说有出土了青铜器，仔细一看，不是假古董，就是晚期由西亚或中亚辗转传来的星星点点小物件，且少得出奇，完全见不到足以支撑一个“青铜时代”的实物系列。

“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年代学，可以用它来为邻国和更遥远的地区测年，这些地方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但却在有文字的国家的历史记载中被提到。同样，考古学家可以通过交叉测年方法，利用贸易品来延伸年代关系。蒙特柳斯建立欧洲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年代学，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陈淳《考古学研究入门》第134-1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近代以前的欧洲，基本上处于石器时代，出土文物大多是一些简单的陶器，其他出土文物基本上也都很原始。

“三期论”创始人也承认“青铜器”非本地加工

“汤姆森和他的继承者，都没有将三个时代看做构成了斯堪的纳维亚的一种累进序列。相反，他们认为青铜器和铁器加工是从南部被连续的移民浪潮所引入，或是‘与其他民族交往’的结果（Daniel 1967:103）。传播与迁移是演变的传统解释。但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史前考古学家认为，进化的发展是在欧洲或中东的一些地方发生的”[[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中译本第102-10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这句话也适应于作为欧洲文明摇篮的爱琴海地区及地中海周边，包括名扬四海的克里特岛宫殿遗址、迈锡尼及特洛伊遗址。

史前考古学的基本原则

哥本哈根博物馆1836年发行的《指南》和沃尔赛的《远古古物》一书可能算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两部最重要的考古著作。它们对考古学来讲，其重要性恰如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在地质学上的地位。在这两部丹麦人的著作中奠定了史前考古学的基本原则。丹麦考古学者对研究本国史前古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没有丝毫怀疑。“一个尊重自己及其民族独立的国家不可能只满足于知道自身目前的情况，”沃尔赛写道，“有必要引导他们去观察过去，寻求最初的人种起源，以及这个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看他们是从远古就居住在这里，还是后来迁徙至此的，这个民族经历的命运又是如何，及确定是怎样形成今天特点和状况的。”[[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35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19世纪最后25年中，对于欧洲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遵循着19世纪后半叶开始时法国考古学家所奠定的传统方法，这种方法只是把石器、青铜器、铁器的三个时代进一步作了分期。不过在这一时期，考古学家们开始认到这种分期并不是史前考古研究的终极目的，而且每每容易遭到否定。最主要的困难是地域性问题，也就是如何使分期适用于整个欧洲的问题。

尚特尔在《青铜时代》一书中把青铜时代的欧洲分成三大区，称作：乌拉尔区，包括西伯利亚、俄罗斯和芬兰；多瑙河区，包括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和英伦三岛；以及地中海区，包括希腊、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等地。[[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141-142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用伪史料给古遗址贴标签行不通

沃尔赛勇于把丹麦考古遗物与北欧历史上已知民族综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他把许多考古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苦思冥想的那类问题摆了出来：考古学上区分出的民族应不应该与语言和历史上的名称挂上钩？沃尔赛是用这样一种形式提出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已经确定为丹麦最早期居民的石器时代的人类是否可以称作芬兰人或者拉普兰人，抑或称为凯尔特人？”经过多次讨论，沃尔赛得出结论：不能賦与任何这类名称，但这些在考古学上区分出的民族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之前就已经消失了的，而且是仍旧不为人们所知的更古老的人类。他们在身后除了埋葬死者的石墓，以及一些质料不会腐烂的工具之外，没有留下丝毫的东西。”他作出这种明智的结论之后，又从中引申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论点，这在当时是很有预见性的看法。沃尔赛写道：‘关于最初居住在欧洲的所有民族，史料中不可能都给我们保留下记载。因此，在我们那些少得可怜而又靠不住的材料中，如果某个民族最先被提到，也就犯不上执意认为它是最古老的民族。”沃尔赛由于在欧洲历史学上采用无名民族以及至今无人知晓的民族名称而受到批评。别人告诉他，他的上述结论对历史研究毫无补益。他一针见血地反驳说，这算不上一种批评，因为如果这种批评是正确的话，那么全部史前学都将对历史研究毫无意义。[[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38-39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尽管行不通，还是贴标签

有一种意见是“把历史上无论地理还是时代的名称都应用到欧洲的考古划分上。这曾经是早期丹麦考古学家们的问题，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争论石器时代是否是拉普人创造的，青铜时代是芬兰人还是腓尼基人创造的，以及铁器时代是凯尔特人还是哥特人创造的。虽然从施里曼在希沙立克铲下第一锹土的时候起就提出了以迈锡尼、爱琴、基克拉季斯等考古名称为基础的划分，但是地中海东部考古学的发展毕竟摆脱不了史学家的痼癖——企图以历史名称来命名史前的诸文化．因些在地中海东部发现的各种考古现象便贴上了五花八门的标签：希腊-腓尼基文化、腓尼基文化、特洛伊文化、卡利亚文化、弗里基文化、色雷斯-弗里基文化、雅利安文化、多利亚文化、亚该亚文化等等。”[[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142-14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青铜和铁器时代开始被人们贴上有倾向性的名称，像腓尼基人文化、利古亚人文化、伊比利亚人文化、凯尔特人文化和条顿人文化。考古学家这样就在他们已经十分棘手的问题中又徒然增加了困难。因为按照上面的命名方法，他们就要指出哪一种文化和哪一时期的人讲的是哪一种语言。在英国，约翰•里斯爵士提出新石器文化是由伊比利亚人输入的，青铜时代是由Q-凯尔特人（或称盖尔人〕输入的，铁器时代则是由P-凯尔特人（或称古不列颠人）输入的。”[[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14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这种办法，“即采用语言学和历史上的名称来作考古的命名，正如我们现在所知，只是一种虚妄之谈。”[[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14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将晚近出现的“希腊神话”当成历史

“神话传说材料：历史时期的希腊人从其史前先祖继承了一笔丰富的神话遗产，其主体为英雄传说，如各种建城故事、航海殖民故事、战争和狩猎故事、风俗制度的起源故事等，较著名者为阿尔戈英雄远征、特洛伊战争、忒拜战争、赫拉克勒斯子孙回归等。……这些传说故事不乏对史前青铜时代的朦胧记忆，被古希腊人视为青铜时代英雄先祖们的‘古史’，但在流传过程中成为文学加工和再创作的对象，再加上人为的‘合理化’和‘历史化’，以为出于政治动机所进行的历史杜撰，使其历史信息被严重歪曲，以至真伪难辨。19世纪中叶，学术界对神话传说的历史性尚持不可知论的态度。但随着爱琴考古的重大进展，学术界开始重视神话传说的历史文化价值，尤其是荷马史诗。……20世纪前期和中期，在爱琴学术界起主导作用的观点是：‘荷马社会’主要反映了希腊青铜晚期的社会，是研究迈锡尼文明的重要‘史料’……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1962年由瓦斯和斯图兵主编的《荷马指南》中。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线文B被成功释读后，泥板所提示的迈锡尼社会与‘荷马社会’的差异逐渐凸显出来，学术界开始怀疑荷马史诗作为青铜时代晚期史料的可靠性。”[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44-345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爱琴海“线形古文字”不靠谱

在西方考古学概念中，青铜器被作为文明出现的要素之一。然而，文字的出现才是“文明”概念的本质标志。

在19世纪末之前被虚构的古希腊历史中，文字的出现定在荷马史诗之后。然而，由于文字在文明概念中的决定性意义，因而在既往没有文字的古希腊，硬是发掘出了“文字”。于是文字与青铜器一起在古希腊的离岛上被“发现”，这样一来，古希腊就变成了欧洲暨人类文明的“摇篮”。

然而，古希腊“文字”是被谁发现、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被发现的这种“文字”是什么东西呢？

发现爱琴海古文字的埃文斯爵士

阿瑟•埃文斯（Sir Arthur Evans）出生于1851年，与海因里希·施里曼齐名，同为欧洲考古学的开山祖师。

与施里曼出身于军火商，在学问上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喜欢咋咋唬唬，吹牛说大话不同，埃文斯出身学者世家，从小受家庭熏陶，牛津大学毕业，有学者风度。“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古文物研究者和收藏家，英国皇家学会的财务主管——约翰•卢伯克爵士，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之一，它奠定了英国的人类学和史前史的新研究的科学基础。可以说，埃文斯浸泡在古文物中长大，这样的氛围，也练就了他对于古文物一种见微识著的独特眼力。”[[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然而，埃文斯与施里曼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两人都是在接近50岁的时候开始挖宝事业的。埃文斯因其出身于商人，于是挖出来的宝是一些“黄金制品”与“青铜器”等；而埃文斯则不同，因其自幼受到学术的熏陶，挖出来的就是一种“古文字”！

“1894年，埃文斯在伊拉克里翁发现了这种泥板，从此这种文字开始为人所知。”[[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0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这样一来，这种被命名为“迈锡尼文明”的原始聚落，就既有了“青铜器”的要素又有了“文字”的要素，于是就成了“欧洲文明”的源头。

发现“线形古文字”？

“1893年是关键的1年。那年春天在雅典的廉价市场上，当他正在古董商人的手中搜寻托盘的时候，偶然见到了许多小石块，上面刻有一种看上去是未知的书写系统。埃文斯在牛津大学见过类似的石头，此时他被告知，这些小石头来自于克里特岛。在当时认为史前欧洲的一些地方可能已经出现象形文字系统的观点似乎显得有些牵强，埃文斯好像也正是为了要弄清楚这一点，而于1894年春前往克里特岛的。在那里，他拜见了卡洛凯里诺斯，参观了克诺索斯遗址，看到了卡洛凯里诺斯有幸从宫殿储物间的残骸中发现的那块B类线形文字泥板。”[[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3-11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大量B类线形文字泥板——最初是由卡洛凯里诺斯在储物间里所挖到的，后来在埃文斯挖开的皇宫中比比皆是——的重见天日证明：青铜时代已经出现了书面文字。”[[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2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克诺索斯宫殿等地“发现”大批泥板文书

“克利特的克诺索斯宫殿出土约3000多块泥板，分散在几处临时性档案室中，其中可以确定发现地点的不到2400块。除泥板外，还有69个刻写、400个压印的做标签用的泥球（nodules）。西部的坎尼亚遗址（Chania）出土3块泥板，希腊本土的派罗斯的宫廷档案室出土约1200块泥板，迈锡尼和忒拜各有数十块。……派罗斯的泥板是派罗斯宫殿于公元前1200年毁灭前夕的文献档案，而且大块泥板较多，信息量大，保存也相对完整，成系列，其编辑和复原工作较完善，因而是研究迈锡尼人社会的主要资料源。”[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45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因为我们基本上能读懂迈锡尼人留下的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他们书写的是古希腊语的迈锡尼人留下的线形文字B泥板文写，他们书写的是古希腊语的迈锡尼方言。……其所提供的信息不仅涉及希腊本土的迈锡尼人社会，也涉及迈锡尼人统治下的克里特“最后宫殿时期”的社会状况，其价值自不待言。

线形文字B是迈锡尼人在米诺人的线文A基础上改造成的。在89个线文B音符中，只有16个没有线文A的原型，但符号被简化和规范化。很多新的表意符号加了进来，而米诺人使用的绝大多数表意符号被放弃了。考古发现的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主要来自克诺索斯和派罗斯。在迈锡尼、忒拜和克里特的坎尼亚也有少量泥板出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44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克诺索斯宫殿泥板文书的特点——战火烧制？

“泥板是用普通的泥制成的，呈柳叶状或矩形。书写工具为锋利的硬笔，可能是在笔杆上插棘刺制成的。书写要在泥板尚湿时完成，如果泥板变干，就难以增删改动了。泥板文件写成后，要归入不同系列的卷宗，分门别类地装入篮子或木箱里，贴上泥标签，便于索引查用，存放于环绕档案室墙壁的架子上。与亚述和赫梯的泥板不同，希腊的泥板不是故意焙干的，而是因档案失火焚烧而侥幸存世的，而火灾常因人为破坏而起。然而，战火虽使物质文明化为灰烬，却使古代文献侥幸存世，此乃不幸中之大幸！青铜时代的爱琴房屋都是木梁结构，再加上篮子和木箱的助燃作用，使泥板被烧硬，但焙烧的程度并不均匀。随着木架倒塌，泥板被摔碎散落在地板上。考古学家们必须保护现场，逐块辨认拼接。克诺索斯的泥板发掘较早，每块泥板出土时的原初位置未做详细记录，为后来的复原和编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派罗斯的泥板保存得相对较好，因而复原和整理工作比较顺利。”[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45-446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埃文斯等学者对爱琴古文字的早期研究

“埃文斯曾对爱琴古文字做过基础性研究，他在1909年发表《米诺文字》第1卷，集中研究米诺象形文字，其中发表的线文B泥板只有14块，在1935年的《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第4卷中又发表120块线文B泥板。1952年，约翰•麦尔斯爵士完成伊文斯遗愿，将其余泥板全部发表，共计1600块。美国语言学家埃米特•本尼特也将派罗斯出土的铭文及时地整理发表出来。

除埃文斯之外，还有很多语言学家致力于释读线文B泥板，但因受埃文斯‘米诺中心论’影响，大都认为线文B和线文A均属米诺人的语言，不是希腊语，只有少数学者推测线文B可能是希腊语。例如，早在1930年，瑞典考古学家佩尔森教授（Axel Persson）就曾推测阿辛（Asine）出土的一个陶碗边缘的线文B铭文是希腊语。哈兰德教授在193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也断言线文B是希腊语，而且不同地方的线文B代表不同的希腊方言。阿兰•瓦斯教授也很早就主张，LHⅡ时期克诺索斯的主宰是来自希腊的军事殖民者（harmosts），他们讲希腊语，使用的泥板铭文也自然会是希腊语。希腊考古学家米伦那斯也曾推测，线文A转换成线文B显然是出于书写希腊语的目的。然而，这些论断只是推测，并无确凿的证据。”[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46-447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发现“爱琴古文字”？

“目前已知的爱琴文字有三种：克里特人使用的象形文和线形文字A迄今未破译；而迈锡尼人使用的线形文字B已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英国语言学家米凯尔•温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和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释读成功，证明是一种古老的希腊语。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主要集中发现于克诺素斯和派罗斯的迈锡尼人宫殿档案库，前者出土约3000余块，后者约1200块。这些泥板都是宫廷帐目……所含信息有限。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爱琴青铜时代仍属考古学上的史前时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43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破译”B类线形文字者年龄未满30岁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说，克诺索斯和皮勒斯所使用的书面文字应该是希腊文，一种古老而难解的希腊文，因为它毕竟比荷马时代还要久远500年，而且又是一种缩写形式。尽管如此，它终究是希腊文。

——米歇尔•文特里斯，在BBC第3套节目上的谈话，相关内容在《听众》杂志上转载，1952年7月10日

B类线形文字的破译者，年轻的米歇尔•文特里斯（Michel Ventris）是一位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希腊学的业余爱好者，自1936年还是一个14岁的学童时，聆听了阿瑟•埃文斯爵士的一次讲座之后，他便一直为B类线形文字的奥秘所着魔。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此番著名的谈话时，他还不到30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39-14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古埃及文的破译者商博良与古巴比伦语的破译者都声称是在二三十岁愣头青时破译失传几千年的拼音文字的，这位古希腊文的破译者也不例外，为什么越是难度大破译者的年龄却越是年轻呢？

B类线形文字的“破译”方法

“最终攻破线文B释读难关的人是年仅30岁的英国语言学家兼建筑师米歇尔•温特里斯（Michael Ventris）。他发明了一种“栅格”（grid），将线文B的表音符号摆放在格子里，假定每个表音符号代表一个音节，或为元音和辅音的拼合，再利用其他语言学家的先期研究成果，将被认为是同元音的符号放在同一纵列中，同辅音的符号放入同一横行中，最后利用少数已知读音的符号（从地名中猜出）去辨别格子中其他符号读音，从而确定了51个表音符号的读音（总数约90个）。他利用这些符号的读音去读线文B泥板，证明其为希腊语。[释读过程详见Chadwick 1958。——原注。]1952年，温特里斯公布其惊人结论，举世轰动。此后，他和剑桥学者约翰•查德威克合作，继续其释读工作，并连续撰文发表其成果，回答学者们的质疑。1954年8月，温特里斯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国际古典学大会上宣读论文，取得巨大成功。此后，温特里斯和查德威克共同研究克诺索斯、派罗斯和迈锡尼的线形文字B泥板，并于1955年联名出版《迈锡尼希腊语文献》一书。1956年9月6日，一场意外车祸夺去了这位天才研究者的生命，年仅34岁。”[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47-448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学术界对线形文字B的不同观点

“线形文字B被证实为希腊语后，有关其产生原因，起源地和投入使用时间，学术界出现不同看法。主流观点认为线文B的起源地是克里特，是迈锡尼人在LMⅠb末侵入克诺索斯的结果。由于克里特江山易主，迈锡尼人成为克诺索斯宫殿末期的主人，米诺文书们遂改造其文字，利用线文A的表音符号去拼写希腊语，最终形成线文B，这两种文字的相似性和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此后，线文B从克里特扩散到希腊本土的各宫殿中心。

另一种看法认为，线文B的起源地在希腊本土。詹姆斯•胡克尔指出，早在公元前16世纪，随着迈锡尼人海外贸易的扩展，米诺文书们也被引入希腊本土。他们效力于迈锡尼人的各宫殿中心，并逐渐改造线文A，以适应当地迈锡尼人的语言。更多的希腊语词汇，包括度量衡符号，被引入新文字体系。线文A遂演变成‘原始线文B’,继而成为完全线文B。因而，对胡克尔来说，克诺索斯宫殿使用线文B泥板并不是迈锡尼人入侵克里特的证据，毋宁说是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爱琴地区语言和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线文B产生于米诺人和迈锡尼人有过接触的地方，如库特拉岛或铁拉岛。”[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48-449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学术界质疑线文B泥板文字释读的可靠性

“由于学术界对迈锡尼人入侵和克诺索斯宫殿毁灭时间的分歧加大，而克诺索斯的线文B在克里特的使用时间问题趋于复杂化。迈锡尼人占领克诺索斯的时间可能是公元前1450年，也可能是1375年；而克诺索斯的线文B泥板可能属于1375年的破坏层，也可能属于13世纪（LHⅢb）宫殿最终被焚毁的那个破坏层。克里特使用线文B的开始和终结时间因而变得朦胧难定。”[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51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由于属于印欧语系的古赫梯语与希腊语和梵语相差很远，分裂时间被设想得要比赫梯人入侵小亚的时间要早得多……”[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25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英国学者辛克莱•胡德和德国犹太学者恩斯特•格鲁马克对温特里斯释读线文B泥板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23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线文B泥板所记古希腊神话人物

“从线文B泥板获悉，迈锡尼人信奉的神祗中有半数保留至历史时期，半数失传，说明迈锡尼时代与历史时期在宗教上既有连续，也有中断。古典时期的希腊大神，如波赛冬、宙斯、赫拉、雅典娜、阿瑞斯、狄奥尼索斯等，均出现于泥板中。波赛冬是派罗斯的主神，其排位在宙斯之前，享受祭品最多最好，有时为一头公牛。宙斯与赫拉在迈锡尼时代可能已结为伉俪，并组成三位一体家庭，如Tn316泥板所显示，宙斯之后紧随赫拉、其次是德里米奥斯，可能是宙斯夫妇之子（或祭司）。在克诺索斯Fp1泥板中还出现‘狄克忒的宙斯’，可能是米诺人崇拜的男主神，居于狄克忒山洞穴中，被入侵的迈锡尼人与童年宙斯等同起来。克里特的童年宙斯是个死而复生的植物神，历史时期有其坟墓，与希腊人的永生宙斯迥异，希腊人因而斥克里特人为‘说谎者’。派罗斯的女主神未留下名字，只遗‘女主人’（potnia）尊号。在克诺索斯V52泥板中则出现‘雅典的女主人’称号，似为雅典娜的别称；另有‘宫殿女主人’（potnia of labyrinthos），可能也是指雅典娜。”[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51-452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迈锡尼人是古典希腊人的先祖，语言上属于印欧语系，其宗教本体应是印欧的。”[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53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古希腊神话晚出，印欧语系的说法出现于18世纪末，这都是线文B泥板出于捏造的确证。

泥板出土时的形态是烧制品还是软泥？

上文引述内容说，希腊的泥板不是故意焙干的，而是因档案失火焚烧而侥幸存世的，战火使古代文献侥幸存世。意思是说，如果泥板文书不经烧制工序则不可能保存下来；然而，实际参加美索不达米亚发掘泥板的美国学者却说，经他手发掘出来的泥板却是软泥！

“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发掘出土的文字泥板，可以告诉我们非常多的知识，因此如果有所发现的话，就会非常谨慎地进行保护处理。大部分的泥板出土时，都是未经烧制的黏土板，如果是在湿土中埋藏着的话，就像芝士那样非常柔软。出土这样的泥板时，需要非常小心翼翼地从瓦砾中挖出，为了不给后期识读造成困难，需要对该泥板进行烧制定型。方法是，首先将泥板一张一张地放在填满起保护作用的细沙的容器中，将该容器放到炉中进行热烤。然后，再从炉中取出冷却，待其变硬之后，用气吹的方法将细沙附着在表面，使其变得易于识别。在此之后，使用乳液状的橡胶将文字的部分制成模子。做好这样的模具的话，能够脱出很多石膏板，可供全世界的考古学者进行研究。”[Samuel Noah Kramer著《生活人间世界史》日文版第13卷〈美素不达米亚〉第25页，（株）座右宝刊行会昭和43年11月。中译文为董并生翻译。]

我们知道，泥板材料是土，土湿润时变为泥，泥干燥时归于土，一个泥板怎么可能既不干也不湿，要在泥土中等到几千年后请你来识读呢？实际上，西方考古学上的所谓“泥板文书”，不过是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的一种工具。[详见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伪史全揭秘》考述泥板楔形文字的相关章节，待出版。]

欧洲不存在一个“青铜时代”

总而言之，古希腊的线形古文字与青铜器都不靠谱，不仅古希腊没有一个青铜器时代，在整个欧洲恐怕也找不出这样一个“青铜器时代”。

“柴尔德在《英伦三岛的史前聚落》（1940）一书中认识到在描述英国前罗马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时采用绝对年代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提议使用‘以地层学推导出的文化序列所限定的’时期划分方案。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序列断代的形式，只是它所涉及的是文化的序列，而不是陶器类型的序列。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这显然是一种退步，但这又是为欧洲晚期史前史提供客观年代系统迈出的一步。”[[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25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事实上，不仅描述英国“青铜时代”很困难，描述整个欧洲的“青铜时代”一样困难，因为“青铜时代”概念与欧洲历史不相匹配。

据说古罗马有一部著作《物性论》，作者是卢克莱修。16世纪学者米歇尔•梅卡（Michel Mercati）曾引述这本书的内容：“最早的工具是手、指甲和牙齿，还有石头、木头和火。后来人们认识到铁与青铜的属性，但青铜在先，铁器的使用居后。”[转引自[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主编《考古学：关键概念》陈胜前中译本第26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卢克莱修这本《物性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在所谓的文艺复兴的美第奇时代，其来历可疑，可信性不高，不足为据。

什么叫做“青铜时代”？

不是说在展览馆里摆上几件来历不明的青铜器物就可以称之为青铜时代。即使发现了铜矿，又有铜范、有青铜制作技术，具备了生产青铜器的条件，也有可以证明的若干考古器物，也很难说那一定是以青铜为标志的一个时代。

在时代划分中，决定一个时代本质特征的要素，必须对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界定某一时期属于青铜时代，就必须从各类生产工具、各种生活用具，从兵器到到交通工具，从钱币到各种纪念物，从美观装饰到各种礼器、乐器等方方面面看到其巨大影响，没有这样的青铜器，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另一番景况；反映到文字上，有几百种以上反映青铜器文化的分门别类的专用名词及器物名称。只有具备了这样条件的时代，才可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青铜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欧洲有吗？

西方文化考古学之父承认西方文化源头在东方

西方文化考古学之父柴德尔说：“东方学者确实带着某种轻蔑来看待欧洲早期人类的粗陋制品。”[[英]戈登•柴德尔《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陈洪波中译本前言第2页，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5月第1版。]

“我们必须承认，真正的文明是在古代东方兴起和建立起来的，而这时的欧洲仍然沉浸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蒙昧之中。因而，众所周知欧亚最早家畜和栽培作物的明显共性是一个可靠的论据，表明将新石器与旧石器文化分开的这些馈赠是从古代东方来到欧洲的。”[[英]戈登•柴德尔《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陈洪波中译本第25页，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5月第1版。]

西方的考古学之父自己都承认，西方的文化源头在东方。这里得“东方”指的就是中国。

世界历史上真正的青铜时代——商周时代

俗话说，不怕不知道，就怕不比较。如果说世界历史上有一个青铜时代，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时代。中国历史上青铜器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秦汉时代之间，商周时代属于青铜器的鼎盛期。

中国的青铜器可以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及各种生产、生活用具等。单从礼器的形制上说，有钟、鼎、盘、簋、簠、斝、豆、笾、盨、罍、爵、敦、盨、鬲、甗、鉴、匜、壶、觥、彝、盉、觯、角、爵、觚；从用途上可分为：饪食器、盛水器、盛酒器、饮酒器等。从兵器上说，有斧、钺、锛、戈、剑、戟、刀、矛；从乐器上看，有铜鼓、铜铃、钲、铙、镈、编甬钟、编钮钟等，生产生活上的器具、工具、用具更是花样繁多，举不胜举。中国的商周时期，青铜器曾是最为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决定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形态，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个青铜时代，一点也不为过。中国的这些青铜器，不仅具有实际的用途，而且作为礼乐文明的象征，举世公认。

中国春秋时代已经认识到历史上有一个铜器时代

东汉袁康写过一部记述春秋时代历史的书《越绝书》，该书卷十一记载有一段风胡子与楚王的对话，谈到了历史上的若干时代。风胡子说：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

这里《越绝书》所列举的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就是以兵器的材质来划分时代的，表明了中国学者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对历史上有一个铜器时代的明确认识。

概而言之，欧洲的“青铜器时代”概念出于杜撰。以严格意义上的青铜时代概念来衡量，全世界可以称之为“青铜时代”的，只有商周时期的华夏中国。

编辑：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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