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视觉艺术中心
继续我们的解构主义建筑系列评论,这里介绍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他是韦克斯纳艺术中心(Wexner Center for the Arts)和欧洲被谋杀犹太人纪念馆(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的设计者。
1982年,建筑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和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Harvards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展开了一场传奇式的辩论。亚历山大提倡以人为中心的建筑,而艾森曼则主张让人思考而不是感觉的建筑。
彼得-艾森曼解构主义
当艾森曼(Eisenman)说最好的建筑是不协调、不和谐的建筑时,事情变得激烈起来,导致亚历山大指责他“把世界搞砸了”。
韦克斯纳艺术中心是一座重要的解构主义建筑
艾森曼一直对注重理念而非情感甚至功能的建筑更感兴趣。他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宣称:“我永远不会生活在我设计的任何东西里,”艾森曼与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丹尼尔-利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伯纳德-丘米(Bernard Tschumi)和蓝天组Coop Himmelblau)一起,是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解构主义建筑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的工作围绕着一个过程,即消除任何传统意义上的逻辑或象征,代之以应用新的规则和解释。这一方法深受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影响,这个理论家发展了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的一半——碰巧他也是艾森曼的密友。
维莱特公园
艾森曼与雅克-德里达一起参加了维莱特公园比赛
正是通过德里达的著作,艾森曼产生了将结构与意义分离的兴趣,这样柱子就不再被视为垂直支撑,屋顶也不必担心遮蔽物。通过这种方式,建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思想的纯粹体现,而不受历史的重压或物理学的限制。1986年,德里达和艾森曼在巴黎为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合作提出一项竞赛提案时,这种解构方法开始受到重视。虽然他们的提议输给了另一个由伯纳德·丘米(Bernard Tschumi)设计的解构主义项目,但它标志着艾森曼走向大规模建筑颠覆之旅的开始。
把理论变成实践
艾森曼的早期职业生涯最初立足于学术界。艾森曼1932年出生于新泽西州,他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建筑学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一位教授建议他“去英国变得更聪明”,于是他继续在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1963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建筑的正式基础》(Formal Basi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艾森曼是解构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直到回到美国,艾森曼才第一次涉足建筑业。这位建筑师成立了建筑与城市研究学院(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智库,旨在探索建筑教育和实践的其他形式,他热衷于在现实世界中测试他的一些理论。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系列案例研究房屋,其中六栋已经建成。
彼得-艾森曼设计“一号住房”(House I)是一系列实验房屋中的第一个
每个房子的设计都有不同的方式,艾森曼参考了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研究。在“一号住房”中,建筑元素与其构成的空间不一致。“二号住房”(House II)包含两个独立的结构系统,一个由墙组成,另一个由柱组成,两者都可以独立支撑建筑。同时,“三号住房”(House III)通过将两个相互垂直的几何体叠加在一起创建,其中一个旋转45度。
生活在“六号住房”(House VI)并不是建筑师主要关心的问题
虽然这些房子都是为居住而设计的,但这从来不是建筑师最关心的问题。这一点在《六号楼:客户的回应》(House VI: The Clients Response)一书中有所体现。在这本书中,作者苏珊娜-弗兰克(Suzanne Frank)揭示了艾森曼(Eisenman)设计的房子是如何用一条玻璃条分隔主卧室的,从而防止增加双人床,而餐桌则被一根相邻的柱子隔断。
“X号房项目”在与客户发生争吵后被取消
艾森曼将这些项目称为“硬纸板建筑”。他经常提到,他更喜欢以图纸和模型的形式展示它们,因为它们不受住房功能需求的限制。2013年,他在接受《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采访时,透露了意大利建筑师和理论家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给他的一些建议,从而深入了解了这些委托项目的动机。他说:“塔夫里说,如果你没有建造任何东西,历史将不会对你的工作感兴趣,我认为这绝对正确。”
城市规模的解构主义
1976年发生了一个转变,当时“X号房”的客户受到影响,导致该项目被取消,艾森曼发现自己重新评估了自己的优先事项。他在接受《建筑评论》采访时说:“我意识到,我的建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不是从地面来的。”他作为“纽约五人组”(New York Five)的成员而声名鹊起,该团体还包括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理查德-梅尔(Richard Meier)、约翰-海杜克(John Hejduk)和查尔斯-格瓦西(Charles Gwathmey),但他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因此,他放弃了自成一体的房屋,转而开始在城市规模上应用他的概念,利用外部环境使他的想法更加复杂。
威尼斯卡纳雷吉奥广场(Cannaregio)
艾森曼为威尼斯的卡纳雷吉奥广场(Cannaregio)设计了一个入口布鲁克林的一个消防站,柏林的一个社会住房项目,以及一系列景观和园区设计——包括威尼斯维莱特公园和卡纳雷吉奥广场的设计——开始展示艾森曼的解构主义方法如何将自己定位在城市景观中。但正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艺术中心(Wexner Center for the Arts),这位建筑师巩固了自己的声誉。
MoMA开创性的解构主义建筑展
这座视觉艺术画廊融合了不同的元素,包括参考了俄亥俄州街道网格的脚手架状结构、现代主义风格的窗户墙和回忆城堡塔楼的红砂岩元素。
艾森曼受命参与该项目时几乎没有设计什么建筑。但到1989年开馆时,就在他参加MoMA开创性的解构主义建筑展后不久,风险很高。
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艺术中心
美术馆馆长罗伯特-斯特恩斯(Robert Stearns)决定在大楼开放几个月后再悬挂任何艺术品时,这可以说明大楼适合作为艺术空间。事实上,韦克斯纳中心(Wexner Center)取得了重大成功。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将其描述为“一个非凡的建筑”。他说:“这是一座难做的建筑,但并不像艾森曼先生的言辞让我们相信的那么困难,一旦你超越了建筑师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座具有相当感官力量的建筑。”
发现不和谐和不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起,艾森曼的工作在计算机生成设计可能性的进步的帮助下,规模和信心都在增长。在大哥伦布会议中心(Greater Columbus Convention Center ,1993年),他结合了过去和未来的参考资料,将建筑规模打破,形成一系列由铁路启发的缎带。
艾森曼设计了大哥伦布会议中心
辛辛那提大学阿罗诺夫设计与艺术中心(Aronoff Center for Design and Art ,1996年)采用几何拼贴的形式,具有碰撞角度和糖果颜色。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文化之城(City of Culture in Santiago de Compostela ,2011)可能是迄今为止艾森曼作品中最具雄心壮志的作品,尽管预算超支导致项目后期被取消。这个巨大的文化综合体似乎从景观中卷起,与周围群山的形态相呼应。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文化城
然而,最具影响力的可能是《柏林欧洲被谋杀的犹太人纪念碑》(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in Berlin ,2005),这是一部雕塑作品,它捕捉到了艾森曼在哈佛辩论中呼吁的不和谐和不协调感,超过了他的任何其他作品。看似合理的混凝土砌块网格(总共2711块)却充满了差异和干扰。它的作用是压倒和迷惑那些通过它的人——在这里,这种效果感觉很合适。
纪念欧洲被谋杀的犹太人是他最有影响力的项目
由于其多余的几何形状,艾森曼的建筑并非没有问题。屋顶漏水、材料不当和遮阳系统不足的报道一直困扰着他的职业生涯。
然而,他的作品改变了建筑师思考结构的方式;2000年,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获得普利茨克建筑奖时,在演讲中宣布,艾森曼比他自己更应该获得该奖。
作为一名建筑师,艾森曼总是对想法而不是结果更感兴趣,他成功地在历史书中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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