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与教育专业

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传统的最大特点是简明和容易操作。传统上主要由两门课组成，一门称为“当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另一门称作“人文经典”（Humanities）。“当代文明”这个课名很容易被误解为只是讲现代文明，其实这门课内容是讲从古到今的西方文明，因此它其实就是以后美国各校普遍开设的“西方文明”课，而“人文经典”课当时则自然是指西方经典。1917或1919年之所以被认为是美国现代通识教育的起点，就是因为首先1917年哥伦比亚大学有个教师开设了一门“人文经典选读”课，但这门课开始时完全只是这个教师个人在学校开的一门选修课，该课程一个星期读一本西方经典，不要求希腊文、拉丁文。这项举措在当时很是被学术同仁嘲笑，认为不但读经典不合时宜，而且读经典不要求希腊文和拉丁文更被看成不专业而被讥为不伦不类。但这门课很受学生欢迎，因此大家都跟着他学，开设类似的人文经典阅读课。但经过二十年后，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门课才逐渐制度化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全校必修课，也即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这就是所谓“人文经典”课的起源，它基本上是以阅读西方经典著作为中心，从古代一直读到现代。

在哥伦比亚大学，最初“现代文明”课与“人文经典”课是各不相干的，但到40年代，这两个课开始成为配套的全校本科必修课，构成了哥大以后的通识教育基本构架。两门课的学时都是连续两学年四个学期的全校必修课。在长期的实践中，这些课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内在理路。例如，“当代文明”课第一学年的内容是讲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所以第一年这门课基本属于史学和人文学科的训练；而第二学年这门课内容转向现代西方社会，这就必然引进了现代社会科学例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视野。因此这门课两个学年的教育，实际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从“人文学科”的训练过渡到现代“社会学科”的训练。而在“人文经典”课方面，则同样是从古代经典一直读到现当代经典，从柏拉图读到尼采、马克思。而更重要的是，“人文经典”和“现代文明”这两门原先各自独立的课，成为通识教育基本构架后，隐然体现出了一种内在理路或配套原理：“文明”课讲的是西方文明的历史“演变”，而“人文经典”课则强调经典著作提出的问题之永恒价值，即“不变”的东西。从课程上讲，实际上“经一史”又是互相渗透的，因为讲史的课同样包括很多经典选读，而经典著作的课同时涉及这些经典的产生时代以及思想的传承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这一由“史”和“经”交互构成的通识教育构架，实际是以后芝大等各校通识教育课程体制都贯彻的基本原则。这实际是非常契合我国传统教育的“经一史传统”的，“史”讲的是一个文明的盛衰变化，“经”或经典则是这个文明的最基本智能结晶亦即科南所谓“传统形成的智能”。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早把自己的“经一史传统”扔得干干净净，我们现在的大学从未把中国历代经典还当经典看待，也从未有任何努力系统发展中国经典通识教育课程，而我们的悠久历史更被归结为“封建专制”四个字而被弃之如糟粕，好像除了农民起义就没有什么有正面价值的东西。我们对中国自己的传统实际还不如西方人更为重视，例如哥大在二战以后，在全校通识教育课程中发展了一套相当有名的本科通识教育课程，这就是“东方文明课”（oriental civilization）以及与之配套的“东方人文经典课”（oriental humanities）。两个课都是讲三个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和印度文明，课时都是连续两个学期。这两门课的设计理路也是仿照哥大的西方文明和西方经典课，即按“经和史”交互构成。“东方文明课”讲的是历史，第一个学期讲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古典文明，第二个学期则讲三个文明的现代转型，以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三种文明转型的开端。而“东方经典”课则把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历代经典译成英文阅读，我们熟悉的陈荣捷翻译成英文的许多中国经典，其实就是当时为哥大这两个本科通识课程用的。（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