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切曼诺维奇《自由演奏：生活和艺术中的即兴》
无论我们手中拿的是哪一件乐器，或者作为歌者，或许都会有一些可以带到永恒里的关于“神演”的记忆。在这些绝妙的时刻，音乐“下意识地”流淌出来，我们沉浸在其中，与乐器融为一体。也许并不是在舞台上，也许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观众，也许我们本人甚至不是音乐从业者：一如录音棚内与巴赫独处的古尔德；又如瓢泼大雨中的战地，为一名士兵倾情表演的海菲兹；再如泰坦尼克号沉没时选择留在甲板上用音乐致敬生死的弦乐四重奏。
这样魔法般的感受，在笔者二十多年的演奏生涯中偶有出现，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大学毕业离校前的深夜，泪眼模糊地在燕园36楼214室的阳台上用一支富鲁格号演奏了几乎所有属于80后童年的儿歌与动画片主题曲；另一次是在好友伍兹（Brandon Woods）追思音乐会上，与爵士钢琴家拉里·戴利（Raleigh Dailey）即兴演奏8分钟，在完全的黑暗中，伴着残烛跳动的火苗。
我曾一度试图去描述这样的状态，仅仅为了寻求那种沉浸的感觉，而吹奏（Blow）、演奏（play）、表演（perform）、即兴（Improvise）、忘我、沉醉……直至词穷，似乎没有合适的语汇。每日打开乐器箱子，也都努力追寻着这样的状态，因为它实在美妙，也因为更多的时候，演奏中充斥着莫名的压力和禁锢：为什么我感觉不如小时候演奏得好？
直到多年后，我翻开史蒂芬·纳切曼诺维奇（Stephen Nachmanovitch）的心血之作《自由演奏：生活和艺术中的即兴》（Free Play: Improvisation in Life and Art），读了那篇著名的《一支新笛子》（A New Flute），直到镜子中的自己显现出岁月的痕迹，直到经历了那许多不一样的舞台……
2011年6月的一个午后，波士顿郊外一间石磨坊里，喝着镇齿的冰咖啡，笔者请教史蒂芬·伯恩斯（Stephen Burns），“伯恩斯先生，您吐音时舌头究竟在什么位置，速度如此之快，还可以有如此丰富的音色变化？”伯恩斯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淡淡地讲：“我不知道，也不在意，我仅仅是跟从莉拉（Leela）。”
莉拉、莉拉……莉拉是谁？脑海中反复念着“莉拉”，终于，通过发音的线索，我将纳切曼诺维奇（Nachmanovitch）的著作《自由演奏》捧在了手里。
梵语莉拉（līlā），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同指“玩”（play）的词：沉浸的演奏、天赐的演奏、创造性的演奏、毁我塑我（destruction and Re-creation）、宇宙的折叠和展开、欢快幸福地享受当下、神之游戏、爱！
纳切曼诺维奇在著作中引入梵语“莉拉”这个概念着实让许多艺术家陷入思考，而书前言里那篇“一支新笛子”更真实地将看似可遇而不可求的“莉拉”描述为音乐家“回归真实自我”的状态，并表示随着我们在生活经历中的成熟，与莉拉同行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也许要更多年的“内心的回归”。每每回忆起波士顿夏日午后伯恩斯那句“仅仅是跟从莉拉”，感慨良多。
相传很久以前，一位日本音乐大师游历中国时发现了一种刚刚被发明不久的新笛子，被其音色之美深深吸引，将笛子带回了日本，并在各地举办音乐会。一日晚，大师在某个小镇被邀参加镇上的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的聚会，人们纷纷登台，音乐会尾声，有人喊了大师的名字，请他献艺。大师拿出这支新笛子演奏了一曲。曲毕，房间里空气如凝结了一般，静默良久，房间后面传来一位老者的声音：“此曲只应天上有！（Like a God!）”
翌日清晨，大师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前来送行的音乐家们好奇地问他：一名技艺精湛的笛子演奏者需要多久才能驾驭这种新笛子。“很多年……(Years)”大师回答道。大家追问他是否愿意收徒，大师点头应允。他离开后，镇上的人推举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笛子演奏家，年轻人审美敏感，勤奋踏实。大家凑足了年轻人的生活费和学费，将他送往大师居住的首都。
年轻人被老师接纳并在家中住下，开始了新笛子的学习，老师给他布置了一首非常简单的曲子。起初，他接受了系统的指导，很快掌握了新笛子演奏技法，攻克了所有难点。不久，学习似乎不再那么顺利，每次曲罢，大师只是说，“还缺一些什么……”学生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自查，每日几乎无休止地练习。然而，日复一日，大师重复着：“还缺一些什么……”年轻人恳求大师换一首作品，被大师拒绝。每天的回课，每天的“还缺一些什么”接连持续了几个月。年轻人对成功的希望和对失败的恐惧愈发被放大，曾经的野心也逐渐变为沮丧。
与日俱增的挫折感终于压倒了他。一天晚上，学生收拾好行李偷偷溜出了大师的家。他继续在首都逗留了一段时间，直到钱花光。他开始酗酒。最后，花掉了身上最后的一枚铜板，无奈中，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无颜面对父老和音乐家们，他在远处的农村找到了一间小屋。终究不舍得丢弃自己的乐器，包括那支新笛子，年轻人仍然时常演奏，但在音乐中感到了灵感的枯竭。路过的农民听到了他的演奏，纷纷把孩子送到他那里上启蒙课。这样的状态下，年轻人度过了“很多年”。
一天早上，有人敲他的门。这是他所在城镇最年长的笛子演奏家，同行的还有最年轻的学生。他们告诉他，今晚镇上将举行一场音乐会，若他缺席则将取消。经过不懈的努力，二人说服了年轻人克服了他的恐惧和羞耻感，年轻人恍惚间拿起一支笛子和他们一起走了。音乐会开始了。候场时，没有人打扰他内心的沉默。大家纷纷登台，在音乐会即将结束时，有人喊了他的名字。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走上舞台，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乐器，才意识到自己随手拿的是那支新长笛。
此刻的他，终于感到自己不再有任何得失。他坐下来，闭上双眼，吹奏了那首过去为老师演奏过很多次的曲子。曲罢，房间中的空气如凝结了一般。长时间的静默后，观众席的后面传来老者的声音：“此曲只应天上有！”
常在瓶颈期寻味那句“还缺些什么”，常在故事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年轻人历时“许多年”的心路，或许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
笔者多次向喜爱的演奏家、运动员、学者讲起莉拉，也曾将“新笛子”这篇小文作为“专业英语精读”课程的第一篇作业布置给学生。回归儿时的状态，真的美好。但为什么，我们时常会感到舞台的灯光太刺眼，黑白的五线谱上写满的是“对与错”？也许这是成长的代价？成年后与莉拉的邂逅，为什么往往伴随着生与死、离与别？
博士研究生期间，笔者曾经面临着每周完成两到三首独奏作品的压力，那一阶段作品积累越来越多，练习时的乐趣却越来越少，也不再有拿到新谱子的兴奋。一次在洗手间长时间用凉水洗脸，好友调侃说：“你现在的状态看上去才像是读博的。”状态每况愈下，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而最终，治愈我的是在癌症中心的演出。
肯塔基大学的医学院常常邀请音乐家到医院为就医者和住院病人演奏，有时在大厅，有时在内部的音乐厅（报告厅，但音响条件很好），通过设备直播到病房。初到癌症中心，我非常不安，不觉得会有人愿意欣赏我苦练了许久的任何一首现代小号作品。病房那些微笑着点歌的观众却安慰了我：“孩子，最简单的旋律就好（Son, just songs please, just simple melodies）。”俗语说：世上本没有观众，直到你使他们成为观众（There were no audience, unless you make them）。而这些在时钟的滴答声中坦然地享受着世上最后时光的人，却让我站在了不一样的舞台上，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点燃了我自己。曲罢，那句安静的“谢谢你，孩子”深深治愈了我。
小号演奏家菲利普·史密斯（Phillip Smith）常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天使，美妙的乐曲流淌出来，是天使在歌唱。
完稿之时，又是一个5月3日，离1996年的那个5月3日已有整整27年。那天中午，我的家乡大地撼动，那天下午，父亲带着我一呼一吸把小号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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