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但人文艺术欣赏47(大但人文艺术欣赏天美)
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的维也纳,自由主义者们于19世纪中叶建立起的立宪政权在群众运动、基督徒、反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抗争势力的冲击之下节节败退,以理性、道德、进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松动,意识形态的多元对立与社会贫富不均令颓废和焦虑滋生。如马歇尔·伯曼所说,在这“焦虑和骚动、心理的眩晕和混乱,各种经验可能性的扩展及道德界限与个人约束的破坏,自我放大和自我混乱,大街上及灵魂中的幻想”之中,现代的感受能力也随之诞生。瞬息万变而令人不安的社会氛围令人们将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和介入转向了对精神世界自恋式的挖掘和书写,人文艺术成为了思想激辩的实验场与躲避政治性抑郁的避风塘,在视觉艺术、文学、音乐到心理学、哲学等领域,反而成就了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
埃贡·席勒在维也纳工作室的镜子前,1915年,摄影:Johannes Fischer
东京都美术馆此次的“来自利奥波德美术馆收藏的埃贡·席勒——1900年维也纳的年轻天才”(Egon Schiele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Leopold Museum: Young Genius in Vienna 1900)便聚焦这人类群星闪耀时,呈现维也纳利奥波德美术馆所藏50余件席勒画作及来自同一时期新艺术运动、维也纳分离派、维也纳工作室联盟(Wiener Werkst?tte)等艺术流派和社会团体的作品,展现宏大的历史叙事、社会思潮与私人的家庭经历、师友交际如何相互交织、影响了天赋异禀而命途多舛的席勒,促成了那些险峻的线条、淤青的肤色与挑衅的身姿。
“来自利奥波德美术馆收藏的埃贡·席勒——1900年维也纳的年轻天才”展览入口
1890年,席勒出生于维也纳城郊的中产阶级家庭,在童年时代便展现出绘画的天分,并于16岁那年考入维也纳美术学院,成为学院有史以来录取的最年轻的学生。入学后,他受到维也纳分离派运动的影响,很快从学院派传统中逃离。其短短28年的生命与奥匈帝国衰败、一战爆发以及西班牙流感流行的进程几乎完全重合,始终身处虚无与颓唐的社会氛围中的他开始探索用表现主义手地描绘孤独而不安的情绪与直接而赤裸的情欲。尽管饱受争议,他坚持“大胆表达欲望的艺术作品亦具有圣洁的品质”,留下了一百幅以上的自画像、大量的裸体像以及描绘奥地利城镇和自然风光的表现主义风景画。
少年画家与新艺术
展览第一章节简单回顾了刚刚进入美术学院时期席勒的几件现实主义人像习作,随后便以较大的篇幅集中展示了同一时期的分离派艺术家古斯塔夫·克林姆特(Gustav Klimt)、理查德·盖斯特尔(Richard Gerstl)、科罗曼·莫塞尔(Koloman Moser)等人的作品,以疏阔的线条勾勒出时代精神与美学转向。作为新艺术运动在奥地利的分支,成立于1987年的分离派并无明确的纲领,艺术家们自由实验着象征主义、自然主义、装饰艺术与东洋元素,而将他们联系起来的则是对于父辈恪守的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的俄狄浦斯式反叛。
埃贡·席勒,《戴毛领的画家母亲肖像》(Portrait of Artist’s Mother with Fur Collar),1907年,利奥波德美术馆藏 ?Leopold Museum, Vienna
在1907至1910年间,从正方形的肖像画构图,到画面中的金属元素以及人物服饰中的装饰主义元素,席勒的创作中不乏克林姆特及分离派的影响,克林姆特善用金色,席勒则自称是“银色版克林姆特(Silver Klimt)”;而盖斯特尔笔下时而仿若精神失常、时而则崇高如圣体的自画像正应奥托·瓦格纳所言,“向现代人展现他们的真实面孔”,引领席勒突破自我表现的疆域。
理查德·盖斯特尔,《半裸自画像》(Nude Self-Portrait),1902/04年,布面油画,利奥波德美术馆藏 ?Leopold Museum,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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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贡·席勒,《坐姿黑发男子》(Seated Male Nude with Black Hair),1909年,铅笔、墨、水彩,利奥波德美术馆藏 ?Leopold Museum, Vienna
当时日本主义风靡欧洲,散点透视法将艺术家们从单点透视传统中解放出来,创造出更抽象、更具暗示性的画面空间。席勒还热衷于收藏浮世绘及东方工艺品,本次展出的油画《菊》中不难看出这一风潮对其处理色彩与空间关系的影响;另外,随着江户时代庶民文化的发达而兴盛的浮世绘具有内容通俗、色彩艳丽的特点,几乎所有浮世绘名家都留下了大量春画,这或启发了克林姆特与席勒进行大胆而充满情欲的裸体画创作。
埃贡·席勒,《菊》(Chrysanthemum),1910年,布面油画,利奥波德美术馆藏 ?Leopold Museum, Vienna
自画像:阿里阿德涅之线断掉之时
克里特国王弥诺斯的女儿阿里阿德涅曾给情人忒修斯一个线团,以便他在迷宫中标记退路,最后杀死弥诺陶洛斯,带领其他雅典人离开复杂的迷宫。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内在经验》中称“阿里阿德涅之线断掉的时刻”为神圣经验,“我只觉得气恼空虚,我不再知道我是什么,我饥寒交迫”,在这样接近极端痛苦的时刻中,人们在无望中反复拷问着自我、也因此接近着自身的真相。
1899年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梦的解析》发表,在书中,他使用梦境及私人性的父子、母子关系将人与当下社会秩序和政治危机之间的龃龉内化,将政治问题转化到个人的心理范畴,在社会分崩离析的世纪末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提供了反思现实的替代性方案。1910年前后,席勒开始脱离前辈的影响,形成独特的表现主义风格。在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与弗洛伊德影响下,他通过镜子与相机观察自己,开始创作大量的自画像,定格着那些阿里阿德涅之线断掉的时刻。本次展览便以一批最具辨识度的自画像自成一章节,作为席勒艺术走向独立成熟期的标志,通过这些自画像标题我们可以一窥席勒从镜中看到的自己:自我先知、抒情诗人、斗士。
埃贡·席勒,《灯笼果旁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Chinese Lantern Plant),1912年,木板上油画、水彩,利奥波德美术馆藏 ?Leopold Museum, Vienna
在其代表作《灯笼果旁的自画像》中,他使用凝练的色块构成灰白色背景、黑褐色身体与红色灯笼果实的对照。他身体扭曲成仿佛是皴法画就的山石,肩头一高一低、双臂不安地束在一起,头部微仰而转到一侧,与身体语言的紧张和拘束相对的是,他的眼睛却直接睥睨着观者(事实上,“Schiele”一词在德语中的原义便是“斜眼看”), 构图略生硬地截掉了他的头顶,带来观看上的逼仄感,令人不得不承接住这种睥睨,进而注意到他瞳孔深处透出的红色,那是疾病、哀伤还是愤怒?
埃贡·席勒,《自我先知II(死亡与男人)》(Self-Seer II [Death and Man]),1911年,布面油画,利奥波德美术馆藏 ?Leopold Museum, Vienna
席勒的父亲在他的少年时期便因梅毒而出现精神错乱症状,在他15岁时离世,父亲的离世令席勒对于死亡有着高度的敏感,也激发了他对性、死亡和人类的内在性的强烈好奇心。在标题极富象征意味的《自我先知II(死亡与男人)》中,他令自己肉身性的身体被青白色幽灵般的身体从后方抱住,两个身体的躯干令人错愕地纠缠在一起,难分你我,外星人般狭长而不成比例的头部交叠着,眼眶空洞却平静、依然是直视观者的姿态。美术史学者法兰克·怀特佛(Frank Whitford)认为共三幅的《自我先知》系列作品是双重自画像,且与德国浪漫文学中流行的“同命者(Dopplganger)”主题极为相关……这一系列作品清楚地暗示着自我的对抗。与其他自画像一以贯之的是其中具有矛盾性的表达:沉默的面庞背后交杂着激情、困惑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幽灵;恐惧氛围之中又充满平静的勇气,仿佛深知宿命应是颠沛流离,而自己理应永恒战斗,正应萨特所言,“人首先存在,然后就自己对抗自己”。
女性的病与欲
席勒的母亲在自身疾病所困、多次遭遇儿女夭折以及丧夫后经济困顿的重重打击之下变得脆弱而哀怨,这导致席勒与母亲之间关系十分紧张。1910年起他创作了一系列以“母亲”为题材的作品,以本次展出的《母与子》为例,其题材与构图无疑沿用了基督教经典的圣母怀抱圣婴像的范式,然而,用锋利笔触勾勒出的母亲的形象却冰冷而凶狠,而孩童与其说是被她抱在怀中,毋宁说是受其胁迫而无可遁逃。
埃贡·席勒,《母与子》(Mother and Child),1912年,木板上油画,利奥波德美术馆藏 ?Leopold Museum, Vienna
1910年,在一位妇产科医生的支持下,席勒创作了一系列孕妇的裸体像。母亲的多次死产,令他本能地将新生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在他笔下,孕妇的身体呈现红土般的颜色,她们隆起的腹部与大腿根部泛起不祥的淤青。近乎一语成谶的是,在此后不久的1918年,年仅28岁的席勒与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双双感染西班牙流感,在三天内相继离世。
埃贡·席勒,《孕妇》(Pregnant Nude),1910年,水彩
席勒创作的裸体画往往采取简朴的单色背景,画中女子的服饰则使用张扬鲜艳的红色、黄色和紫色,目光涣散或是面部干脆被隐去,使得夸张的身体动作成为画面焦点。展览动线中设置了一个更为紧凑、昏暗的空间展示这组纸本裸体作品,嵌在墙内的光源透过纸面照亮作品,令观看距离变得私密而直接。画面中,女子或率直地张开双臂和双腿,天真地袒露着丰腴的裸体;或是将失神地将身体扭曲成不可思议的形态,动势中饱含情色意味。这些女人不再是被凝视下的静美女神,而是具有生机勃勃的主体性。
埃贡·席勒,《低头跪着的女子》(Kneeling with Head Bowed Down),1915年,铅笔、水彩,利奥波德美术馆藏 ?Leopold Museum, Vienna
巴塔耶将色情同蕴含着死亡与恐惧意味的宗教献祭视作对物化的世俗世界再否定的两种强烈形式,二者皆具圣与惧、洁与秽的双重性。可以说,直逼死亡的自画像与充满肉欲的裸体画是一体两面的,是画家在充满战争阴影、社会冲突、日益分崩离析的世界中无视世俗性束缚,直接而赤诚地回应痛苦、直面主体性危机的产物,未尝不是一种冷峻的英雄主义。
展览缘起:赞否参半的日本特色企划展
日本美术馆素有重企划展而轻常设展的特殊现象,能够形成海外影响力的企划展又往往是由该美术馆与海外顶级美术馆及日本主流新闻媒体共同策划。这种日本独有的现象最初与战后日本的几大新闻社具有强势的国际人脉与充足的外汇资源有关,他们向国际美术馆支付高昂的借展金,再联系日本国内的美术馆的场地,而报纸、电视台自身便能够为展览提供充足的宣传保障,令展览收入无虞。
展览现场:利奥波德美术馆馆长汉斯·彼得·威伯林格于开幕式
近年间亦有学者就此现象进行批评,认为由媒体主导、策划的模式令展览过分追求人气,着重脍炙人口的名作,在内容上乏善可陈,长此以往更导致美术馆自身的策展力量十分薄弱。本次展览是日本三十年来的首次席勒大展,展品主体来自藏有现存大部分席勒作品的维也纳利奥波德美术馆。由东京都美术馆与朝日新闻社与富士电视台共同主办、利奥波德美术馆馆长汉斯·彼得·威伯林格(Hans-Peter Wipplinger)与迪哈德·利奥波德(Diethard Leopold,美术馆创始人夫妇的儿子)策展,是这一日本特色展览模式的又一典例。
利奥波德美术馆 ?Leopold Museum, Vienna,Ouriel Morgensztern
利奥波德夫妇从1940年代末期开始进行艺术收藏,当时社会上对于席勒作品的评价不高,仅将他视作是风格单一的色情画家,鲁道夫却看到其丝毫不亚于古典巨匠的娴熟画功与对于现代人精神状态的敏感觉察。不过,正因如此,这位年轻的的眼科医生得以在众人的嘲讽中于数年间购买、置换到了大量席勒作品,形成了博物馆席勒收藏的主体。
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在充斥着疾病、战争、意识形态冲突与身份危机的世界中从这批画作中获取慰藉。这恰似为席勒在写给友人信件中的宣言做了一个尾注,“没有现代艺术这回事,真正的艺术是永恒的”。
(文章来源于TAN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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