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但人文艺术(西方但人文艺术图)

在1952年，历史学家卡尔·达伦费尔特在他的著作《文艺复兴与前古典时代的文明》中提到了人文主义对前古典时代文明的关注，并赞赏了古代东方文明的贡献。

这导致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人文主义者视野中的前古典时代文明，诸如琐罗亚斯德传统、赫尔墨斯主义和希伯来传统在人文主义构建中的作用。

在这些文明中，希伯来传统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犹太人是唯一在古代文明中实际生活并在意大利社会中有群体存在的代表。

因此，犹太思想对人文主义构建产生了影响，同时人文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犹太思想。

互动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犹太思想的特殊地位和实际存在引起了人文主义者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文主义的思想和价值观与犹太传统有共通之处。

在影响方面，犹太思想促使人文主义者重新评估前古典时代的文明，包括对希伯来传统的研究和解读。

人文主义运动借鉴了犹太文化中关于伦理道德、个体尊严和社区责任的思想，使其成为人文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人文主义也影响了犹太思想。人文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知识的追求。

这些思想渗透到犹太社区中，促使一些犹太知识分子拥抱人文主义的思想，并逐渐接受人文主义的教育方法和理念。

这种互动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它推动了文化和思想的进步，为现代人文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种互动关系对西方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思想运动和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在文艺复兴学术界，有一些学者对犹太思想对人文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兴趣。

布克哈特关注了马内蒂和罗伊希林等学者对希伯来语的学习，以及他们对犹太神秘哲学喀巴拉的研究。然而，他并没有深入探讨犹太思想对人文主义的具体影响。

在这方面，克里斯特勒、特林考斯和维尔舒布斯基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八个哲学家》、《依照我们的形象与相似性》和《皮科与犹太神秘主义的相遇》等具体分析了马内蒂、斐奇诺、皮科等人文主义者对犹太思想的运用和转化。

他们揭示了犹太思想在人文主义者翻译和解释《旧约》以构建“古代神学”和“基督教喀巴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些学者的工作促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了人文主义和犹太思想的相互作用，揭示了犹太思想对人文主义构建的意义和影响。

他们的研究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丰富了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和思想的理解。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对人文主义者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并将更多的人文主义者纳入到研究范围中，如维特博的埃吉迪奥、弗朗西斯科·乔吉奥和罗伊希林等人。

同时，在犹太学术界，犹太学者们也开始关注人文主义对犹太思想的塑造。

从塞西尔·罗斯到罗伯特·邦菲尔等犹太学者，他们讨论了诸如“犹太人是否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何谓犹太人文主义”等问题。

然而，尽管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介绍了人文主义者关注的犹太思想以及犹太学者吸收的人文主义思想。

但很少有学者能够将这种互动放置在当时意大利与犹太社会具体的社会和思想发展脉络中进行深入分析。

并阐明互动给两个社会带来的历史影响。这导致了研究的碎化与表面化。

相较于西方学界，国内学界长期以来主要关注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社会，以探讨人文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

虽然这种传统观点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它忽视了人文主义起源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其在不同群体中的表现。

因此，对于本文来说，不仅有助于扩展国内人文主义研究的领域和思路，还能让我们了解人文主义在边缘群体中的表现，实现对文艺复兴的更为确切和全面的认识。

一、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犹太思想的解释与运用

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发展通常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拉丁人文主义或市民人文主义阶段。

在这两个阶段中，人文主义者对犹太思想的关注和运用也有所不同，因为他们面临的宗教和社会问题有所不同。

第一个阶段是拉丁人文主义或市民人文主义阶段，从彼特拉克开始，延续到15世纪的佛罗伦萨政论家布鲁尼和波焦。

在这个阶段，人文主义者的关注点是通过演讲、书信、诗歌和散文优雅而雄辩地表达出“思想、形象、感觉或事件”，并在市民生活中起主导作用。

他们将人文学科纳入教育体系中，以培养理想的“绅士学者”，也就是全才。

修辞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代表，在这个阶段是人文主义者主要从事的工作，包括研究和整理相关著作的翻译等。

在这个时期，人文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犹太思想，人文主义思想中也很少涉及犹太思想的痕迹。

然而，出于各种考虑，一些人文主义者仍然意识到学习希伯来语、研究《希伯来圣经》的价值。

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出于追求“全才”理想，但丁、尼科洛·尼科利、波焦、马内蒂等人开始积极学习希伯来语，波焦、马内蒂还成为伊拉斯谟推崇的“三语”学者。

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对古典语言和古典文本的关注也促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即“语言学”和文本批判，他们对恢复文献的本来面貌和历史准确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种新哲学应用于《圣经》研究领域时，人文主义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回到《圣经》原文的思潮，以恢复基督教的“原典”精神和纯洁信仰。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文主义者更加意识到掌握希伯来语、研究《希伯来圣经》对于校勘哲罗姆的拉丁文译本理解《新约》和恢复《圣经》的精确内涵具有重要价值。

例如，波焦在1416年写给尼科利的信中表示：“虽然希伯来语对于追寻智慧本身价值有限，但对我们人文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是有裨益的，特别是在评价哲罗姆的翻译方法时。”

瓦拉也指出，即便是研究《新约》，也应该掌握必要的希伯来语知识，以理解其中的一些希腊语术语和语法结构。

马内蒂更是受到恢复《圣经》精确内涵宗教理想的推动，跟随改教的犹太学者伊曼纽尔·米尼托学习希伯来语，并借鉴犹太学者对《希伯来圣经》的评注，重新翻译了《诗篇》。

首先，犹太思想中的喀巴拉哲学提供了对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新的理解和启示。

喀巴拉哲学认为宇宙是由上帝的真理和能量构成的，通过深入研究神秘符号和经文可以获得人类和上帝之间的联系。

人文主义者在面对基督教的教义和传统的危机时，开始吸收犹太思想中的喀巴拉思想，寻求新的灵性体验和认识。

其次，犹太思想中的智慧学派和哲学家如莫西迪斯、梅迪哥等提出了一种人道主义的伦理观念，强调人类尊严、平等和社会正义。

这与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人文主义者开始吸收和借鉴这些犹太思想，为自己的社会和道德理念提供了新的支持和基础。

最后，犹太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和对传统权威的质疑，也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对当时社会现状和宗教体制的批判性思考。

人文主义者开始从犹太思想中获得启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和改革。

总之，人文主义者在拉丁人文主义阶段对犹太思想的关注有限，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需求，人文主义者开始吸收和借鉴犹太思想。

尤其是喀巴拉哲学和犹太智慧学派的思想，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支持。

基督教学者和犹太学者在面对彼此和古代文化的影响时，采取的回应方式以及产生的影响更值得关注。

无论是基督教学者还是犹太学者，在面对来自他者文化时，他们尝试从自身的文化意识出发，考虑时代需求。

将古代文化或异教文化有创造性地转变为自身传统的一部分，或是从中获取对自身文明的新理解，或是吸收其中的精华，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

然而，这种文化误读也常常引发误解、对峙甚至冲突。正是因为基督教学者只是从自身特定的文化意识或宗教意识出发研究犹太思想，并没有真正了解犹太思想的真实面貌，才导致两个社群之间产生了紧张和对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