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岁机场(新千岁机场在哪个城市)

2023年暮春五月，日本迎来了三年来最为喧嚣热闹的一个黄金周。虽然日本政府在连休结束后才正式宣布将新冠的危险程度下调至与季节性流感同一级别，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跃跃欲行的大好心情。在周遭一片喧腾的出游热潮中，我也拉起久违的行李箱，同家人一起踏上了飞往札幌的旅途。

这是一场时隔多年的旧地重游。从东京一路北上，九百公里的航线，只需短短一个半小时便能抵达新千岁机场，随后再搭乘特快专列前往位于札幌市北区的JR札幌站。这是北海道最繁忙的一处车站，站外人来车往，到处都是来自日本各地的游客和欧美背包客，曾熟悉的热闹回来了。

虽然我的两次札幌之旅中间隔开了一段漫长的时光，其间还发生了2018年那场北海道观测史上震级最强的地震，但除了眼前那些步履匆匆的过路行人大多都还戴着口罩外，这座北方大都市看起来仍然是记忆中的往昔模样。不同于上一回走马观花式的自然风光游览，这次我准备在这座首府城市放慢脚步，好好体验一场历史文化之旅。

北海道开拓村内的开拓小屋 （温桥/图）

走进北海道博物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北海道都怀揣着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感觉。以前，常听国内老一辈人聊起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追捕》以及影片中所呈现出来的北海道美景。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岩井俊二导演拍摄的经典纯爱电影《情书》大概更让人记忆犹新。其实，北海道不仅是颇受青睐的影视剧取景地，同时也是一个频繁出现在日本文学作品里的重要舞台。像村上春树的《舞！舞！舞》《寻羊冒险记》、渡边淳一的《魂断阿寒湖》等小说中那些描写北海道的文字段落，一直以来都是被文学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只不过，这些经过电影或小说加工后形成的北海道印象，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疏远感。或许，只有当我们亲自踏上这片土地，伸手去触摸那些遗留在时光里的历史余温，才能揭开这座北方岛屿真实面纱的一角。

因此，这趟旅程的第一站，我决定走进坐落在一片新绿盎然的野幌森林公园内的北海道博物馆。在新札幌站坐上开往北海道开拓村方向的公交，十五分钟后就能抵达博物馆。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雄伟壮观的两层红砖建筑，那便是由著名建筑师佐藤武夫设计的北海道博物馆。佐藤出生于爱知县，年少时曾随父亲移居北海道第二大城市旭川市，在当地度过了三年中学时光。凭借着这一缘分，在五十多年前，为了庆祝北海道命名一百周年，当时的北海道知事特意委托佐藤设计了北海道开拓纪念馆，也就是现在这座北海道博物馆的前身。

站在正门广场上眺望这座由七十多万块当地出产的暗色红砖堆砌而成的博物馆，可以感受到有一股浓厚的历史感扑面而来。广场上竖立着一座仙鹤像，雕刻的是北海道最负盛名的鸟类——丹顶鹤。只见这只仙鹤展开双翅，脖颈高扬，仿佛下一秒就要直冲云霄。如果我们站在雕塑前用力拍打手掌，还可以听见两侧传来扑翅声般的回音，就像是整座博物馆都在向来客寒暄致意。

北海道博物馆 （温桥/图）

步入馆内序厅，脚底下是一张北海道及周边的大幅地图。北海道四面环海，东望千岛群岛，南临本州岛，西眺欧亚大陆，北近库页岛，地处东北亚十字路口。数万年前，欧亚大陆上的原始人为了追逐猛犸象，首次跋涉迁徙至这片土地，当地的人类居住史由此拉开序幕。厅内一左一右两具高大的瑙曼象和猛犸象化石骨架所展现的，便是那段南来北往的远古历史。

从序厅走向常设展厅，首先跃入眼眶的是第一个主题展区——北海道120万年的故事。虽然在北海道的地层中曾发掘出120万年前的海洋哺乳类生物的化石，但这座北方大岛真正被纳入人类文明史的时间，其实不过两万余年而已。起初，北海道和本州岛共同经历了打造石斧的旧石器时代以及使用陶器的绳文时代。之后，随着水稻种植技术从大陆传入日本，原本以打猎捕鱼为生的本州岛居民开始过上安土重迁的农耕生活，从而形成了弥生文化。然而，北海道却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本州岛的文化发展道路。

尽管如今的北海道早已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大粮仓，但这片土地纬度高、气温低，原本并不适合种植稻米等农作物。直到明治初期，依托农业科技的进步，北海道才正式开始种植水稻。但即便如此，当地生产的大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与美味二字绝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8年，当地推出一款香甜可口的耐寒粳稻新品种后，才得以逆转。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在两千多年前，水稻种植技术的出现会令北海道与本州岛分道扬镳，相继孕育出续绳文文化、擦文文化、阿伊努文化等别具一格的北方文化。

虾夷地与阿伊努人往事

在这些独特的文化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成立于九世纪至十三世纪之间的阿伊努文化。这同时也是常设展厅第二个展区的主题——阿伊努文化的世界。相较于剩下的三个主题展区（北海道特色的秘密、迈入属于我们的时代、北海道的生态系统），此处明显聚拢了更多的访客。无论是在展示阿伊努人衣食住行的复原模型前，还是在可以触摸阿伊努传统乐器五弦琴或聆听阿伊努语歌曲的体验角，都能看到大家一脸新奇的模样。

这也难怪，毕竟对于这支北海道原住民族群，不要说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就连日本人自己也不甚了然。当我向身边的日本朋友询问他们对阿伊努人的看法时，基本上只能得到这样的答复——“读书的时候，倒是在国语和历史的教科书里，看到过那么几句关于阿伊努人的描述，但那些都是老黄历了，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遥远了。”

如今，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伊努族后裔据说总共有一万余人，但日本的户籍上并没有民族选项，再加上许多人出于不想遭遇身份歧视的考量而有意隐瞒自己的阿伊努族血统，因此，这一族群的真实数据早已无从考究，他们在日本社会的存在感也极低。

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阿伊努文化复兴运动，带动北海道各地相继建起多座阿伊努历史文化主题的资料馆和博物馆，然而，直到1997年，日本政府才正式出台法律承认阿伊努族的民族身份。2019年，日本政府首次明文规定，阿伊努人是日本的原住民。但就在第二年，当时的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公开场合宣称，历经两千年仍能维系一个民族、一个王朝的国家就只有日本。由此可见，无论是民间，还是政界，整个日本社会都长期存在着一种以单一民族国家自居的群体意识。

那么，追根溯源，作为异族的阿伊努人当初是如何被纳入“日本国民”这个所谓的单一民族体系的呢？原本，阿伊努人散居于北海道、千岛群岛及库页岛一带，过着狩猎捕鱼、采集野果的生活。他们不仅外貌体征异于本州岛上的日本人，还拥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并保留着文身、熊祭等充满异域色彩的文化习俗。

北海道博物馆内再现了阿伊努人住宅。 （温桥/图）

当然，北海道并不是那个令武陵人不复得路的桃花源，阿伊努人也不是那些“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的秦朝后裔。北海道与本州岛一衣带水，中间只隔了一道津轻海峡。站在本州最北端的岬角“大间崎”，肉眼便能望见十数公里外的北海道海岸线。由于地理位置之便，早在日本最古老的正史《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中，就已出现关于北海道的零星记载。阿伊努人同本州岛居民之间的交流往来也是由来已久。

到了十二世纪的镰仓时代初期，本州岛上的日本人（主要是渔民、罪犯和落魄败北的武士）开始去往他们口中的“虾夷地”南部定居。当时，这些本州移民把当地的阿伊努人称为“虾夷人”，他们自己则成了阿伊努人眼中的“和人”。在长达数世纪同邑而居的频繁接触中，虾夷人与和人之间无可避免地爆发出各种矛盾冲突。在对抗中每每落于下风的虾夷人，最终陷入了长期受压制与剥削的境地。

江户时代中期，沙俄南下。如何确保虾夷地这道北方屏障的安全并防止那些深受和人压迫之苦的阿伊努人倒戈沙俄，成了一桩令江户幕府颇为头疼的大事。幕府倒台后，明治政府很快便将开拓北海道定为重要国策，其中就包括对阿伊努人的同化。由此，阿伊努人被迫放弃世代相传的打猎捕鱼等谋生之道而转为开荒种地，学习日语以取代阿伊努语，摒弃被视为糟粕的阿伊努传统文化习俗，甚至连名字都要改为日式姓名。此外，由于阿伊努人一向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明治政府便将北海道的土地视为无主地，先将其收为国有，然后再有条件地出售或赠与来此地开拓的各路民众，以此来实现土地私有化。正如后来成为英国传教士义女的阿伊努族女诗人巴切勒·八重子在诗歌集《献给年轻同胞们》中所写的那样——“乡土姓名，稻田农舍，悉数被夺。唯有此心，不会失去。”

回顾往昔，我们不难发现，北海道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页，其实就是这段阿伊努人被同化的历史以及作为时代大背景的北海道开拓史。在日本现有47个都道府县中，北海道是唯一一个在近代直接实现从山野荒原人烟稀到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一发展过程的地方。为了能够重走一段这片土地的来时路，我离开北海道博物馆，步行前往一公里之外的北海道开拓村。

在开拓村回首北海道开拓史

在这条通往开拓村的林间小道上，我在不经意间邂逅了今年继东京樱花季之后的第二场春樱。日本国土南北狭长，气候差异大，各地樱花的花期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了一条由南至北的“樱花前线”。这条樱花前线从一月的冲绳一路北上，穿越三月中旬的东京，并在四月下旬跨过津轻海峡，直扑五月的北海道。可能正因为自己并非在有意追逐樱花绽放的脚步，所以这样的偶遇反而更能让人体会到旅途中“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欣喜。怀揣着这份意外的收获，我信步走进了北海道开拓村。

这是一座占地五十余万平方米的户外博物馆，其中坐落着五十多幢来自北海道各地的历史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的建筑年代横跨明治时代至昭和初期，组成市区、渔村、农村、山村四个主题区域。漫步其间，五月的风带着北方大地特有的一丝寒意打在脸上，耳边响起马拉小火车时传来的阵阵铃铛声，整个人仿佛落入了时光隧道，北海道开拓史宛如一幅画卷在眼前缓缓展开。

开拓村内的田村家北诚馆蚕种制作所 （温桥/图）

早在18世纪，就有日本儒学家提出要开垦虾夷地，但当时的技术发展还远不足以支撑江户幕府在这片气候特殊的广袤大地上开疆辟土。直到明治维新之后，这座北方大岛的开拓史巨轮才真正开始滚动起来。在明治政府眼中，北上开荒既可以对抗南下的沙俄，又有利于实现幕末以来“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近代化目标。可以说，北海道是重要的北方国防屏障，同时也是提升国力的资源宝库。

1869年，即明治二年，明治政府根据探险家松浦武四郎的提议将虾夷地改名为北海道，并设立行政机构“开拓使”掌管当地的开拓事务。由此，北海道的行政中心从原来的函馆转移至札幌。翌年，出生于九州西南部萨摩藩的黑田清隆就任开拓次官。黑田随后前往美国，邀请当时的农业部长贺拉斯·卡普伦担任开拓使顾问。此外，开拓使还派遣人员赴美留学，同时引进数十位美国专家，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札幌农学校（现在的北海道大学）首任校长的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博士。可见，拥有西进运动经验的美国在当时成了北海道效仿的模板。

札幌农学校首任校长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博士半身像（位于北海道大学），上面刻有“BOYS BE AMBITIOUS”（少年须立志）一行字，据说是克拉克博士的名言。 （温桥/图）

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我们会在北海道开拓村里看到不少原本建于明治初期的美式建筑的原因。像开拓村最显眼的正门，即复原后的缩小版札幌火车站（JR札幌站的前身），采用的是美国19世纪后期建筑流行的镶板风格。位于正门左后方的开拓使札幌本部厅舍，则是一幢美国中西部常见的白漆两层木结构建筑。此外，在市区主题区域内，还有一些内铺榻榻米、外观西化的日西合璧建筑。这些建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海道杂糅文化的底蕴，同时也是明治维新后整个日本社会“脱亚入欧”风潮盛行的一个缩影。

开拓使札幌本部厅舍（位于北海道开拓村），建于1873年，毁于1879年的一场火灾。 （温桥/图）

当我离开市区，一路穿过渔村、农村、山村主题区域时，眼前出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少了市区主题区域内的那种西洋风情，更多的是在展现当年从日本各地涌入北海道这片新天地的移居者们生活劳作的传统场景。北海道以渔业、农业和矿业立本，因此，诸如渔民住宅、米仓、蚕室、种羊场之类的相关建筑在这三个区域随处可见。

尤值一提的是，作为开拓先行军的屯田兵们居住的屯田兵屋以及普通移居者早期搭建的开拓小屋。如果说屯田兵屋的陈设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么，家徒四壁的开拓小屋则完全可以说是杜甫笔下“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真实写照。两处住宅环境相差甚远，这跟移居者们的不同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明治初期，政府颁布政令，禁止士族（旧武士）带刀、逐步革除俸禄制度并鼓励士族转事农耕。为了谋求生计，这些失去领地、收入和地位的士族在旧领主的带领下，开始成群结队地移居北海道。1875年，北海道推行兵农合一的屯田兵制度。以士族为主的屯田兵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旅费、兵屋、耕地和安家物资，从而成为北海道开拓史初期的主力军。随后，日本各地农民因地租改革政策、荒年歉收等原因纷纷背井离乡，举家迁徙至北海道。在此之外，还有一些渔民、工商业者和宗教团体的身影。

北海道开拓村一景 （温桥/图）

在明治政府主导的移居政策影响下，短短三十年间，北海道人口从1869年的六万直接飙升至百万之众。进入大正时代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农产品价格飞涨，北海道移居热潮也因此达到了一个巅峰。在一战结束的1918年，当地人口已经超过两百万。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颠簸与发展，这座因开拓史登上日本历史舞台的北方岛屿早已今非昔比。只是，当我们行走在这片占据日本国土面积五分之一的大地上，看到札幌、小樽、钏路这些源自阿伊努语的地名，体验着由东北、北陆等地区的乡土文化融合而成的北海道文化，心中总还是会忍不住生出“回首来时路，白云深几重”的感慨。

原来，历史的余温，它从未消散。

温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