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移民(加拿大企业家移民)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8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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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邓小平就曾多次谈及“傻子瓜子”，对私营企业主予以关注，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给予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讨论也进一步延伸，既包括对民营企业中企业家精神的讨论，也涉及到国有企业中的企业家队伍建设。近年来，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讨论更是由过去的经济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中央也高度关注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及时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2016年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2017年出台《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专门文件的形式肯定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听取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改善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取得了卓越成效，进一步厘清了政府、市场与企业间的关系，对促进企业长久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受当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和社会舆论等因素影响，企业家群体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问题，尤其是当前社会各界讨论较多的企业家“躺平”、移民海外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警惕企业家“躺平”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

今年以来，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货币政策“总量+结构”共同发力，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M2同比增速自5月份以来持续位于11%以上的高位区间，显著高于上年同期水平。但值得关注的是，“宽货币”并没有带来“宽信用”。今年以来，新增社会融资曾多次出现明显收缩，社融存量同比增速自4月以来持续低于M2增速。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其中暴露出的企业家信心低迷、企业投融资动力不足问题不可不察。虽然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对于企业贷款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贷款审批、发放较为谨慎，是宽信用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今年尤其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在银行加大信贷投放的情况下，社融仍难有明显起色，说明当前不仅存在着企业贷款难、贷不到钱的问题，也存在企业不敢贷、不愿贷的情况。而企业之所以不敢贷、不愿贷，主要原因则在于企业家对于未来的信心较为低迷，不愿扩张、不敢扩张，出现了“躺平”现象。

日本学者辜朝明在《大衰退》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日本经济自1990年后长期衰退的原因，认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企业和居民不愿负债，而是把收入用于偿债，因此无论央行采取怎样的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都无法刺激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因此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虽然当前我国经济中长期增长韧性犹存，但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其资产负债表的有序扩张对于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躺平”的企业家多了，不敢扩张、不愿扩张的企业多了，诸多微观个体的行为最终将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引发经济整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风险。

二、辩证看待企业家移民海外现象

近年来，企业家移民热潮不减，移民群体中不乏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青年企业家。根据亚非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移民海外的富豪人数已经高达1.5万，占全球选择移民富豪总数的13.9%，而2017年中国富豪移民海外总人数约1万，增长50%。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不能一概而论，而是需要辩证理性地看待。

从积极角度来看，企业家移民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自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一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伴随资本的跨境流动必然会出现部分企业家移民。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迈向新阶段，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实际利用外资，从“商品”输出国转为“资本、商品”双输出国，资本的输出过程一定也会伴随着部分企业家移居海外，这也是国富民强的体现。二是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迁移也会导致部分企业、企业家移至海外发展。中国经济经历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企业发展面对的宏观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结构转型下部分企业将随着产业迁移至海外，如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三是基于优化资产配置、提高投资回报率的考量，为追求利润最大化，部分企业家也会选择移民。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货币投放过程，长期较为宽松的资金环境下，企业投资回报率边际回落，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或转为在海外其他国家寻找获利机会。此外，企业家移民也有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原因。从历史上看，远至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近至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支持者与建设者，爱国侨商对国家发展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预见，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居于海外的中国企业家依然会是我国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

但是，客观而言，企业家移民也受到了挤出效应、私有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社会舆论压力等负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民营企业进入部分行业仍存隐性壁垒，挤出效应下部分企业家对企业经营发展缺乏足够信心。近年来，我国着力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进产业政策公平化、普惠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当前在部分行业领域仍存在隐性壁垒，“玻璃门”、“弹簧门”仍存。以征信行业为例，2015年1月央行就曾下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开启个人征信业务市场化试点，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及商务部也对设立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发布过相关公告，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设立征信机构，但从当前情况来看，拥有个人征信牌照的征信机构仍主要为国有控股或国有独资企业，民营企业申请个人征信机构牌照或仍存在隐性门槛。即便是完全对外资开放、牌照管理相对宽松的企业征信行业，新报批审批的也仅仅是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为股东。其次，部分民营企业家对于私有产权保护仍存在一定顾虑。自建国以来，我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水平正在逐步提高。但是，当前对于私有产权保护仍有提升空间，如对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保护力度存在差异、有关私有财产权的规范体系不完整，缺少明确清晰的征用补偿条款，等等。再次，负面社会舆论及疫情冲击也对企业家信心产生扰动。此前社会上对三次分配、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对企业家精神的误读，更为重要的是，在疫情反复及严格的防控措施下，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部分本就处于生存边缘的企业永久性退出市场，均导致企业家信心不足。针对这些情况，建议加快出台以提振企业家信心为发力点的政策措施，厘清那些模糊的认识，注重企业产权保护，激励企业创新，让企业家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