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纳马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没有中国的世界银行，不是真正的世界银行。

从当年的受援国，到如今的援助国；从当年的取经者，到如今的讲经者，中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四十多年前的1980年，在当时的世行行长麦克纳马拉的眼中，中国还是一个急需贷款援助的“落后国”。

邓小平对着麦克纳马拉寻求帮助：

“我们很穷，我们同世界失去了联系，需要世界银行帮我们赶上去。”

然而用了短短二十年的时间，我国便在新世纪之初成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三十年的时间后，我国拥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还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这样的国际盛事；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正是来自中国。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我国在世界银行发光发热，帮助世界上那些贫困的国家追寻希望的光明，实际行动阐明：什么叫做大国担当。

中国在变化，但中国和世界银行的持续合作没有发生改变。

尽管有不少西方记者心怀质疑，但是“中国从世界银行的贷款数目一直在减少，双方的主要合作集中在知识和技术交流领域”。

中国和世界银行，已经从过去类似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发展成为利益攸关的坚强伙伴。

那么，中国和世界银行之间究竟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谱写了怎样的故事呢？

（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

若即若离中的交锋：回归与融入

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关系一衣带水，彼此相互依存，甚至是相互扶持。

所谓的世界银行并不独属于世界上的某一国家，它更像一个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全球有187个国家联合参股。

世界银行也不是平日街头建行、农行这样的常规意义上的银行，它由两个独立而特殊的机构组成，一个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另一个是国际开发协会。

世界银行，身份自然特殊。

中国与世界银行的接触史，隐隐昭显着中国这头雄狮从沉睡，再到苏醒，再到飞跃的波澜历程。

（中国改革开放）

四十多年前，中国恍若嗷嗷待哺的婴孩，尽管走过了一穷二白的艰苦岁月，却也被岁月冲击的留下了伤痕。

那时，中国和世界银行第一次接触；

那时，中国急需大量的贷款，改革开放正立新潮头。

第一次接触，中国和世界银行双方都是含蓄的——彼此之前都是“陌生人”，中国只知道世界银行可以提供帮助。

（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与邓小平会面）

1980年4月16日，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与邓小平会面的消息被正式公布，消息的发布方是权威的《人民日报》。

正如人们料想的那般，报纸上的报道相当简练，尽管配了一张图片，但是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却是相当之少。

整篇报道只有一个落脚点，那就是麦克纳瓦拉和中国讨论了恢复中国在世界银行合法席位的问题。

其实，邓小平和麦克纳马拉的谈话远远不止这些。

（麦克纳马拉）

杨光辉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在这一次接触的四年后，任世界银行一处的处长。随后平步青云，任世界银行副执行董事，专程负责中国相关事务。

作为世行的“老人”，他道出了世行和中国情谊的开端。

在第一次接触时，邓小平直言不讳，邀请麦克纳马拉一定要帮中国“追上去”。

但是邓公言辞之间也留了些许悬念，认为世界银行的支持虽然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就要把一切希望放到世界银行身上。

在自己的回忆录《足迹》中，杨光辉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

事实上，中国和世界银行渊源颇深，称得上是世界银行的“老掌门”，因为中国正是世界银行的创始会员国之一。

（世界银行）

但是由于战争和西方世界的封锁，中国在诸多国际组织中的位置一直被台湾代表所占据，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曾经电告相关组织，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要求恢复合法席却被一拖再拖。

到了1971年的时候,凭借着自身国力的提升和他国的友谊,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而世界银行作为联合国的一部分，也应当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地位和权益。

然而，世界银行机构下的几个金融组织却是对联大的决议充耳不闻。

从1971年到1973年间，一封又一封催促中国合法席位的电报被发出，却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当时，想要成为世界银行的成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那就是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

中国代表团在1979年出发，接连访问了东欧、中欧地区的诸多国家，返程后即将行程见闻整理成册，呈送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显示加入其中的善意。

当年，我国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了邀约。

1980年的三月，倒春寒频频袭来，而我国财政部的要员们则是心怀暖意。

当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抵达北京；

两个月后，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合法席位一应恢复。

世界银行的态度为什么会突然转变，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呢？

杨光辉这样解释道：

一方面，美国是世界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拥有“一票否决权”，而中美建交无疑让美国无法拒绝中国恢复合法席位；

（尼克松访华）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向世界资本传达出了相当大的善意，融入世界、走向世界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在麦克纳马拉离开中国六个月之后，世界银行派出了多达三十人的庞大经济考察团。

这一次，世界银行和中国再度紧密地贴合在了一起，但是观念的冲击却是不断袭来。

曾为师徒：观念的冲击

当世界银行一行三十人的考察团到达北京之后，一系列的对撞才刚刚开始，最为常见的，当属文化冲突。

在传统的中方习惯中，一行人出差，两位同事住在一起那是家常便饭。

但是这在外国人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两个男人怎么能住同一间房呢？”

当时的中国刚刚开放，北京的夜生活远不如现在丰富。

安顿好住所之后，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九点多，王府井大街上人烟稀少，几乎没有什么行人。

负责招待的杨光辉只好叩开了一家打烊的饭店大门，用于招待客人。

（观念的冲突为国内企业国际化铺上阴霾）

其实，世界银行与中国之间不仅仅是文化观念上的冲击，更有经济理念上的摩擦。

但也正是这些不断的摩擦，使得中国和世界银行之间的交往愈发熟络，让世界银行的官员有了一种“世界银行离不开中国”的感觉。

简而言之，最初世界银行扶持中国，并不仅仅是想要培育几根树苗，而是想要更改整片土壤。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作者亨廷顿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像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他衡量事物的标尺是西方的文明程度……影响新兴国家。

（亨廷顿）

世界银行接触中国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和物质方面的支持”。

但不可避免的一点是，随着援助的到来，“限制”也越来越多。

杨光辉用颇为学术的语言表示，“具体项目的条件是无法推脱的，市场的经济和理念必须贯穿在其中”。

当年云南某水电站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时世界银行招标了日本和中国体制内的两家公司一起进行建设，但是成效却是不同的。

这一事件尽管没有更为详尽的描述，但是它所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包括中国前总理、中国经济专家在内的诸多要员均表示：

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上，世界银行确实产生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中国和世界银行亦师亦友）

这一时期，中国和世界银行的关系亦师亦友，彼此缓缓进步。

1985年，长江江面的一艘游船上，世界银行和我国专家们共同举办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

应邀到会的都是各界名流，我国财政部部长、人民银行行长等官员也悉数出席。

据经济学专家张卓元在事后回忆，这次的会议，是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共同的成就，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深远影响。

而在具体到某一件事情上，世界银行也在推动着中国企业行为的“国际化”。

2007年，世界银行向我国提供贷款，推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

（饮水相关工程）

在世界银行的建议下，陕西与四川两省不仅仅是推广饮水安全，还增加了改善卫生厕所和青少年健康教育的内容。

这三方面的内容正是世界银行所推行的“三位一体”，也是当时西方社会推崇的准则之一。

当然，中国和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颇多，并非所有的建议都能被中国所采纳。

根据《中国周刊》的报道，截止2020年的时候，中国和世界银行一共有五百多个合作项目。

其中的大多数项目都是在中国政府的监管下进行，数量超过四百多个。

对于世界银行所提出的相关建议，我国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改革节奏走。“条件合适的话，立刻接受。时机尚不成熟的话，那么就需要再多等些时日。像是电力系统领域的改革。”

变与不变：从师徒到伙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弹指一挥间，中国和世界银行的合作很快就已经来到了四十三个年头，时间恰好指到2023年。

（中国和世界银行合作颇多）

在这四十多年间，中国从当初那个寻求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发展成了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发挥强大作用的大国。

在早期，世界银行给中国提供贷款，弥补各方面发展资金的不足；

而在21世纪后，我国从“国际开发协会”毕业，扭转了前二十年世界银行单项援助的关系，而是变成了双向助力。

就拿我国和世界银行第一次合作的教育领域来说，当时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落后；

而如今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经济水平的发展，我国成为了国际教育事业中的“贡献者”，投身全球教育治理的工作之中。

（中国和世界银行脱贫减贫合作会议）

2007年12月，我国第一次宣布，将要向国际开发协会捐款三千万美元，用以帮助世界上74个最贫穷的国家。

自2007年，至2020年，我国向国际开发协会捐款19次，捐款总额超过12亿美金，位居世界第六位，仅次于英国、日本等国。

而在捐款的这段时间里，我国帮助国际开发协会筹备了497个国际教育援助项目，帮助那些偏远国家的孩子都有学上。

曾经是中国需要世界银行的帮助，而如今的世界银行此时已经离不开中国。

不单单是教育援助上的捐资，我国还以大国的身份，向世界分享教育发展的经验，这对于那些摸不着头脑的贫穷国家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教育事业分享会）

在2007年，我国教育学的专家和世界银行合作编写了《发展终身学习，提高中国竞争力》的报告，重点研究了中国的教育案例。

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专家杰米尔·萨米高度赞誉了这一份报告，认为这份报告对于所有希望在劳动力市场中保持竞争力的国家都很有借鉴意义。

再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世界银行的中国籍教育专家和上海师范大学的高校教授一同出版了《上海是如何做到的：世界上排名最高的教育体系的启示和经验》一书。

这本书向那些教育经验匮乏的国家送去了甘霖。

同年，上海还承办了世界银行主办的“公平与卓越：全球基础教育发展论坛”，向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教育工作者分享了“上海经验”。

（世界银行教育公平合作宣传画）

太平洋地区教育实践局的局长哈里·巴特诺斯赞扬道，“上海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培养颇具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还在2015年出资五千万美元，设立了全球首个信托基金，用来连接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

从受援国到援助国，世界银行四十多年的合作无疑为全球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积累了经验。

我国与世界银行最新一轮的《国别伙伴框架》表示：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银行对我国提供的贷款将会逐步减少，关注点也将转移到我国对全球产品的贡献之中。

（让所有的孩子有学可上）

其实，《国别伙伴框架》和世界发展报告《学习以实现教育的承诺》一脉相承，更与我国的教育扶贫不谋而合。

世界银行想要消除极端贫困，让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创造繁荣之中去；

我国则是打好脱贫攻坚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力人才资源的支持。

巧合的是，我国教育部提出的时间规划正好是2020年至2025年，这和世界银行的框架周期不谋而合。

由此可以预见的是，我国和世界银行的合作，将会越来越多。

结语

从取经者到讲经者，我国和世界银行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合作之路。

当初，我国和世界银行的合作虽然始于“贷款”，但是在1983年的时候，借助广播电视大学相关项目的契机，我国和世界银行早早地开展了“知识合作”。

（世界银行）

如果将世界银行最初的贷款称作给资金短缺的中国“输血”；

那么在步入21世纪之后，我国则是将先进的制度理念和教育理念传达给别国，给世界银行带去了持续发展的“造血功能”。

这不得不归功于我国向来注重自身能力建设的特点，边学边做，“摸着石头过河”，最终实现自力更生。

在未来，我国既要“引资”也要“引智”，双管齐下，加速现代化进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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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大学. 世界银行贷款新疆职业教育项目受益人评估报告(2018年) [EB/OL].(2019-09-04).

财政部.改革开放结出的丰硕成果–记世界银行贷款第一个中国项目暨中国教育与世界 银行合作 30 年[EB/OL]..

周嘉雯.中非世行第三届教育合作论坛将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N].钱江晚报,2019-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