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丹简介

2002年,长江商学院成立之际,世界经济正从98年前后的跌跌撞撞走向全面复苏。中国刚刚加入WTO,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合作共赢”,经济全球化让所有的经济体共同受益。

五年后,“腾讯五虎”之一、腾讯首席行政官陈一丹成立了腾讯基金会——第一家民政部批准的基金会。出于“朴素的直觉”和“增加用户黏性”的现实需求,腾讯公益走在了探索前列。陈一丹以“办学不取回报”的方式捐资20亿元创办武汉学院,开启国内非营利性民办公益大学的先河。

成立二十余年,腾讯从一只深圳“小企鹅”起家,业务触角也从深圳伸向了世界。互联网技术深刻地改造了人们的生活,自身也在高速发展的黄金期中受益。我们迎来了一次科技转型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开始面临难以预测的风险和挑战。

如李海涛教授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巨大的挑战。从企业家角度来讲,每个因素又都可能颠覆整个行业。”

站在新的商业文明起点,企业家该如何思考自身的角色定位,做出更好的决策?我们又该如何考虑科技进步与未来的关系?

公益兼顾的群体和系统更复杂

2013年,42岁的潮汕人陈一丹,提前“退休”,离开腾讯一线,开始“二次创业”。他为的是两件事:公益办学、教育创新。开公司和做公益,有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

开公司,是为了创造经济效益,首先考虑的是“持续盈利,永续经营”,要对股东、员工、用户和合作伙伴负责,要能先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活下来。

“在腾讯,我们把用户摆在第一位,因为用户创造了价值,所有相关方都会得利。有用户了,各种模式都起来了,取得了盈利,股东和员工才会认可。所以一定要把用户摆在前面。”陈一丹表示,在互联网行业,举目为纲,用户就是“纲”。

但做公益,面向的是更广泛、复杂的群体和系统,难在“效益评估难以量化”。“做公益事业并不比市场竞争企业容易,有时候甚至更难。”陈一丹说。

公益,要创造社会效益,把钱聚到需要帮助的人手里。做公益的思考脉络难以像企业那么明确,没有盈利表、资产负债表的数据,也没有市场的检验。

2019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平台在捐款数额上做到了全球第一。但纯粹的数量,并不是评估慈善事业进展的唯一标准。

“慈善项目不能简单理解为是调动情绪来募捐,应是一个理性客观的公益形态。”为此,陈一丹提出了“理性公益”,即是指捐赠者要像企业董事和股东一样关心捐赠效果。“不仅仅是捐款,还要投入时间观察自己的项目”,保证监督和反馈,更理性地看待公益事业的真正效果。

对陈一丹来说,这重身份的变化也带来了视角的偏移。

▲(陈一丹同学在公益大讲堂上做分享)

在腾讯时期,陈一丹作为企业家的“使命感”,是带领公司找到核心价值。当时,腾讯提出“把用户摆在第一”,一切以用户价值为目的。2019年腾讯进一步将其升级为“用户为本”,同时,提出了新的价值口号:“科技向善”。

当产品越做越大,有能力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时,企业就不能只从单纯的商业模式和商业逻辑来判断公司的决策。

以微信为例,用户体验是其核心价值。但如何能在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和社会环境、社会导向有机结合;如何给社会带来持续的正面影响,把“科技向善”作为新内核融入产品新使命,则是企业家们要思考的事情。

于是,如何利用原生优势,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来连接各个NGO和捐款者,打通慈善事业上下游,便成为了互联网领域的新方向。2007年,腾讯公益从成立慈善基金会为起点出发。2021年,腾讯新成立了“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事业线SSV”,在农业、教育公平、减灾方面做出更为积极的探索。

而无论是慈善公益,还是教育办学。陈一丹强调,“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要拥有执行力强的团队,同时“抱有使命感”。

“私营企业或者非营利机构可能有很多层面的不同,两个领域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下要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互相参照。公益项目要讲效率,也要看效果。”陈一丹说。

近两年来,包括腾讯在内的很多互联网大厂开始注重企业的社会影响力,相继发布ESG责任报告,并将“双碳”上升到公司战略高度。ESG报告,成为继财务指标外,评估公司的“第二张表”。

办公司,做公益,出发点各异,但最终都导向了一个朴素的目标:让世界变得更好。

新商业文明,不止于商业

“新的商业文明其实不是单纯的商业文明,是商业、社会、科技因素交织在一起产生的一个新的经济现象和社会文化潮流。”陈一丹说。

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在冲击旧的商业体系。

近年来,社会大背景不断嬗变: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脱钩断链等一系列非市场化考虑已经影响到了商业决策的稳定性。不只是国际贸易直接受损,各个国家之间的本地商业都在持续受到波及。

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全球变暖不可逆、极端天气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在这种需要全人类团结起来的时刻,商业决策也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陈一丹同学在DBA课堂上)

陈一丹认为,外部环境会影响到商业文明,这不仅是承担社会责任,更应是一项企业战略决策:“我就做商业,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关这个地球什么事?不是的,你要预判——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企业发展。世界性的大企业或者国家内的大企业更加要考虑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不断产生新的内生动力,从区块链、NFT、元宇宙,到ChatGPT、AIGC等通用智能。陈一丹提及了自己对于革命性技术的顾虑,包括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数据使用、版权、个人隐私安全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防范人工智能的失控可能性:“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我们要有准备和顾虑,将它们摆在日程上。”

陈一丹认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单元,本身也是科技创新的主力。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跳出市场,不应单纯追求商业利益上的成功,还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我们已经站在这样一个科技时代的临界点,对于向何处去这样问题的思考,不仅仅关乎于市场本身,更要解决内外挑战。这些单靠一个企业是完成不了的,还要跟社会联动、听政府的指引,结合国家政策和国际交流,一起来寻找出路。”陈一丹说。

包容性增长是世界的新命题

在这样裂变的同时,也充满着机会的新时代,新商业文明需要考虑的维度更为多样。

李海涛教授谈道:“从PEST模型(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y,社会Society,技术Technology)来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上从合作到对抗,经济上从效率到安全,社会从发展到公平,科技则从虚拟走向实体。

长江经常讲的一句话是‘站在月球看地球’,面对世界大变局,要跳出企业、城市甚至国家的小圈子,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变化的时代里抓住不变的东西,成为时代的企业。

企业家要做的,是从研究如何赚钱,到回答我为什么赚钱,再到回答我如何更好、更有效地使用财富。”

▲(李海涛教授在公益大讲堂中做分享)

2005年,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了《世界是平的》一书。彼时,全球化趋势是世界发展的显著特征:中国加入WTO、中阿合作论坛启动、《京都议定书》生效……国际合作趋于紧密,全球经济发展向好。

然而,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加剧,全球经贸形势变得严峻,经贸摩擦冲突呈现出高位波动态势,逆全球化成为描述跨国贸易的热词。在商业欣欣向荣的时期,全世界的人都在追求提高效率,把生产线放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如今,安全、自主可控,成为了聚光灯下的新词汇。

“从社会角度来讲,20年前大家最关注的是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讲的是共同富裕、一起发展,包容性发展。20年前,最领先的、最火的技术是互联网,现在你会发现,像ChatGPT这些技术固然跟互联网有关,但很多技术是在更深、更根本的层面上改变人类生活。比如能源、交通、通讯,是在物理层面上改变人类社会。这种深刻的科技变化是百年不遇的。”李海涛教授说。

李海涛教授提及,新商业文明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不只关注盈利,而要考虑如何能让世界更包容性增长、更可持续地增长。

企业发展的评价维度不能再单纯以市占率、回报率、经济收益为基点,也同样肩负着让科技造福人类、助力世界的天然使命。只有可持续发展,才能长远发展,给予企业自身、社会乃至全人类更为长期的回报。

文 | 市界团队整理

运营 | 刘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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