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专业(社会科学专业就业方向和前景)

每个人都在理解看到的、听到的人和世界，而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理解没有什么门槛，整个过程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就像哲学家保罗·利科说的，任何人都可以解释社会行动。这正是社会科学的尴尬之处。自然科学似乎就不会有这个难堪的处境了，它是神圣的、高深的。

在社会科学（这个叫法其本身也是现代产物）的学科史上，有人主张效仿自然科学，有人反对效仿，并提出替代方案。我们甚至无法说究竟哪一种观点才是“主流”，因为神奇的是，每一种主张为了唤起其他人的认同、共鸣，都习惯将自身讲述成“边缘的”，而相反观点才是“主流的”。这大概也是因为“边缘的”才是具有某种前卫的、具有挑战意味的东西。反对效仿自然科学的人们会认为，“实证主义”统治了研究方法，被冠以“实证主义”名号的人们则认为，批判的或后现代主义坚持者才在观念层面占据上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否相似，在何种程度上相似，从来都是争议的本体论问题。“诠释学循环”这一学说就是作为一种科学替代方案出现的，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成员都否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似性。

朱迪丝·N.施克莱（Judith N. Shklar，1928-1992），政治学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著有《平常的恶》等。

政治学家朱迪丝·N.施克莱是这一话题的经典论述者之一。她在对查尔斯·泰勒等人的评述中看见了他们的洞见和局限，并且主张在方法论问题上放松下来，不必纠结。而这不等于放弃对方法论的某些偏好和极致追求。下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一书。摘编有删节，注释见原书。

《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美]朱迪丝·N.施克莱 著，[美]斯坦利·霍夫曼 编，王容美、阎克文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8月。

查尔斯·泰勒：

用诠释取代因果说明，含混不清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加拿大哲学家，著有《自我的来源》等。

若用于解释一种传统或精神气质，历史概念还是有一点益处的。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解释性社会研究的概貌。它势必会限定在解读一系列有关书籍，以建构某种传统。而读者此时此刻可以通过解释做到这一点。撰写人物史和事件史—即使我们坚信这些人物、事件的极端特殊性——从这种解释的立场看是困难的，除非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古人行事的起因，否则我们无从解释有待“解读”(read)的历史。只不过，文本仍然是“开放的”，很显然，它们总是服务于我们当下的需要和风格。虽然解释性历史研究有其局限，但是我们能看到有人提议这种方法。可以说，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试图提供一种不同于美国“主流”政治科学的解释性替代研究，这里他所说的“主流”主要是指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作品。

泰勒之所以反对政治科学，主要是他认为，只要政治科学还在效仿自然科学，它就无法回答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例如，当代北美人和欧洲人的身份危机，以及困扰多元社会并使其成为绝望之温床的地方性分歧。根本性一致同意(fundamental agreement)的缺席，本该成为困扰政治科学家的重大问题，事实却并非如此。政治科学惯用的观察法以及对“原始”事实的完全依赖，无法说明或分析这类问题。他们应该致力于探寻“主体间”(intersubjective)意义。尽管泰勒并未指明我们应如何发现政治习俗和信仰的主体间意义，但可以断定运用原始事实等手段不在此列。

《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2001）剧照。

有待发掘的主体间意识，并非是一组共同的、公认的或共有的意义集合。而发掘的使命只能托付给解释社会科学家。假定是，研究对象公开的习俗和信仰背后有一个“基质”(substrate)，它可以是共同的传统、宗教或语言，不过研究对象只意识到彼此的差异，没有察觉到这些共通点。社会解释的任务就是消除人们对“多样性”的诋毁，并确凿地证明社会行为的确受到主体间意义的影响，尽管行为的载体和社会科学家似乎没有察觉到。实际上，这些研究对象忽视了自身的政治行为和效忠的意义，研究者也没有注意到。人们之所以没有将基质的事实加以内化，主要是因为他们囿于原子化的意识形态，并且受到某种政治科学的误导，这种科学认为人们的言行代表了他们的真实意图。

根据泰勒的看法，我们应当在基质和特殊意义之间反复推敲，直到后者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可以假定，解释者居于循环的中心，始终以某种方式与整体保持联系，这本身就有权威性。诠释学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泰勒的观点。按照诠释学的要求，我们应当借助一种强化意识的方法，发掘当前选举的“主体间”意义。如果在承担这一任务时，我们和其他的解释者存在分歧，那么，这种分歧可以通过找出我们中的哪一个理解了对方来解决。不过具体如何找出，更不用说如何使他人接受这种判断结果，尚不明确。而且，基质有可能并不存在，知识差异也许在许多层面不可调和，上述观点并未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不过，如果这种可能性明显存在，那么，上述诠释学研究就站不住脚了。

在社会科学中，泰勒提议用诠释学循环取代因果说明，这种观点混乱不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解释法可以揭示潜藏的心理。简而言之，唤醒自觉意识可以取代那种仅仅弄清一切可描述之物的尝试。常识、法律以及新兴的“话语行为”(speech act)分析承认，在许多说明中解释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考虑行为发生的背景，我们便无法理解行为载体的言与行。不难想象“失火了”这句话在不同情境下可以有不同的含义，我们也能认识到，言与行的意义必须被解释为“整体”场景的一部分，如此方能理解那些研究对象——我们正在观察和说明他们的社会行为——的动机。

在部落社会，禁忌的产生往往被学者选为个案去探讨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结构是如何产生的。图为《禁忌》（Tabu: A Story of the South Seas， 1931）剧照。

然而，当泰勒声称解释必须取代因果说明时，显然是忽略了上述情况。他不想只讲述一个静态的故事，或是设计一个静态的画面。他的观点实质上非常单纯或者说非常接近自然主义。实际上，泰勒打算发掘某种可能存在却尚未成形的共识。我们可以从作者的解释中发现它，因为它们处于作者的解释循环的中心。这种循环就是作者所虚构的主体间基质，据说，我们应该把这种循环看成有待解读的文本。它就在那里，并且我们必须学会解读其含义，这既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拥有共同信仰和习俗的其他社会或其他文明体的成员，不论我们是否知道它的存在。那些隐藏的含义需要揭示，并由解释者复原出来。

保罗·利科：

把阅读诗歌类比为撰写社会史

把阅读诗歌类比为撰写社会史，这恰当吗？保罗·利科(Paul Ricœur)认为，这两种活动实际上毫无二致，但情况可能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复杂。从一开始，他要求读者接受他对阅读的理解。尽管他似乎提出了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分析，实际上，他提出的是我们应该如何阅读的秘诀，但是丝毫没有加以论证。

利科只是简单地说，首先，文本乃至任何文本，都是确定的、不可更改的、固定不变的。从这个角度看，文本完全不同于对话，后者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下不断移动。其次，他认为读者应无视作者的意图。作者的意图与文本的含义没有显著关联。文本是面向大众的，而不是针对某个特殊的读者群体。最重要的是，在利科看来，理解文本不应超出文本本身的内容。诚然，文本有所喻指，但我们不能通过研究文本以外的事物来确定其含义，例如文本的作者，或是原始创作背景或后续的解释。因为这些“非明示的参考资料”无关紧要。相反，我们应该从文本呈现的可能世界里解脱出来，自由地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

我相信，多数读者都不会用这种方式阅读《失乐园》。据我了解，这也绝非解释政治哲学经典著作的惯常手段。对马克思主义者、施特劳斯学派或分析型观念史学家而言，作者本人的意图绝非无关紧要。此外，他们会密切关注文本创作时的特定外部环境。当时的阶级冲突状况，隐藏某些观点或者审慎对待当时的精英阶层的必要性，以及作者在当时文坛中的地位，这些都是解释研究的对象。没有什么比文本提到的具体事件和其他作者更重要，因为文本作者所参考的一切都是极重要的信息，而且借助它们，我们也了解到作者对他们同代人的认识。所有参考资料在作者也在我们的措辞中。

《戈达尔，爱情与诗歌》（Godard, l’amour, la poésie，2007）剧照。

最后，利科声称，研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部分和整体的某些观念的关系，无异于猜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所依据的常识与证据有着严格的共同标准，同时，以往解释者的观点也必须予以考虑。归根到底，我们开展学术研究的动机和意图，确实是为了了解它们可能的含义，但是如果不能合理地认为，我们的解读大体上符合作者的意图，那么这种研究不会令我们满足。

不过，为了辩论的缘故，姑且让我们假设利科阅读文本的看法是可信的。那么，文本阅读与社会科学研究有何相通之处？请注意，尽管利科起初声称两者完全一致，但最后他似乎收回了这一论断。乍看之下，二者的确极为相似。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行动——与文本语句相似：首先，它们都是确定的、不可更改的。本质上，它们类似于“语内表现行为”(illocution)，即句子本身就构成行为，例如承诺或警告，一经道出便立即“存在”(there)，换言之，完全是给定的。其次，社会行为与行为主体的意图完全无关，正如文本独立于作者的意图。这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或预测自身行为的影响以及“语内表现行为的”(illocutionary)“作用力”。行为一经做出，便独立存在。

行为的最终结果是相对难以预料的，因为它与行为载体的目的无关，社会行动的概念同样如此。就这种观点，利科所做的唯一论证是：文化上层建筑源于物质生产过程的下层结构，而且，文化上层建筑最终将独立于物质生产过程的下层结构。不过，是否可以把社会变革的思辨理论看成一种社会行动的例证，仍然有待商榷。

电影《上帝也疯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1980）剧照。

利科的第三个观点更是出人意料，他声称就像文本阅读一样，我们在理解社会行动时，不必考虑其背景以及一般的历史情境。这一观点古怪至极，因为但凡“语内表现行为”的分析都会强调习惯和背景，正是它们决定着前者的含义。此外，在历史学家看来，社会行动要么是人际互动，要么是对历史事件的回应和对未来事件的期望，很难想象两者之外的情况。利科认为，社会行动是孤立不变的，但这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特征。

为了证明这种信念，即人们在理解社会行动时，就像理解文本那样可以不必考虑其背景，利科做出了一条奇怪的论断：那些真正“重要”的社会行动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由于他压根没有给出任何论证，我们只能假定他所说的“重要”事件是指那些值得铭记的事件，或是那些多年之后仍被用来为形形色色目标辩护的事件。利科认为原始背景无关紧要、可以随意取舍，而他给出的理由在历史学家看来，则是不可理解的。最后，利科告诉我们，任何人都可以解释社会行动。如果他的意思是说，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与普通人的见解无异，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社会科学对研究者有十分明确的知识技能要求。从这一方面看，专业社会科学家不同于小说读者。

关于将解读文本类比为记录社会行为，就谈到这里。

朗西曼：

“报道”是社会认知的第一步

事实上，在泰勒和利科之外，还有一些远更胜任的理论。比如说，我们最好看一下W.G.朗西曼的杰作《社会理论论丛》(A Treatise on Social Theory)第一卷《社会科学方法论》。

1983年，《社会理论论丛》书封。

我打算多用一些篇幅探讨这本书，不单是因为它的内在价值，还因为它证明了对“无情的”事实主义的诠释学焦虑毫无意义。该书旨在提供一种方法论，证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运用的说明方法遵循了相同的规则。它提供了一种相对全面的关于社会学理解的现象学，然而，这或许还不是本书的最精彩之处。最精彩的是朗西曼提出了全面认识社会现象的三步骤，即报道(reportage)、说明(explanation)和描述(description)。这些术语或许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作者本人的风格。朗西曼的“报道”等同于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描述”，而朗西曼所谓的“描述”则通常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解释”。根据诠释学文献，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避免使用那套术语，而且在任何案例中，我们都明白他所表达的意思。更有趣的是，他的三步骤方法论颇类似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立意。

以朗西曼所谓的“报道”为例。报道，即社会认知的第一步，可能是最困难的一步。严格说来，它是对特定现象的说明，不做任何解释和描述。诚实的报道者必须时刻留意所做陈述的影响及其在语境中的含义，正是语境决定了它们的意义。解释和评价很容易混入报道，不仅如此，我们日用的词汇，有很大一部分可以指代许多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举例说来，朗西曼证明“所有权”(ownership)和“革命”(revolution)这两个词常引发争议。这种情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在于它们涵盖了大量的社会领域。

第二个更棘手的问题在于，它注定会遇到相互冲突的分类方法。如果不出所料的话，有关分类法的分歧很难消弭。最后，在我们报道一系列事件时，如何厘定相关的边界？或者，合格的报道是否必须同时涵盖历史发展和当时事件(即历时性报道和共时性报道)？

上述有关报道的种种困难，朗西曼并没有讨论到，而我还可以举出更多，不过它们已经足以表明调查研究(即便是最好的)是多么的不充分。

“正确地讲故事”绝非易事。对立的观察家可能会指责对方隐藏了评价或不准确，但是比这更棘手的问题是，我们缺乏稳定的分类、定义和厘清界限的标准。此外，不论是说明还是描述，都依赖报道的中立和完整，可以说，社会科学的所有不确定性都基于我们理解的第一步(即报道)。在这方面，我可能比朗西曼还要悲观一些，尽管我并没有超越他的观点。

报道之后，故事的边界紧接着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轻易地避免将说明掺入报道，这个问题尚不明确。此时意图和动机发挥了作用，前者构成被报道的行为，后者则属于说明的重要内容。不过，如果报道能保持中立、准确而完整(这是有可能的)，那么，说明也就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说明的第一步是讨论原因，继而通过排除所有可以想象的反事实来验证假设。这相当于控制实验的验证法。在这种验证中，如果其他原因所基于的证据并不充分，或引发的后果不符合实际情况，则认定另一种解释可能成立。这同样适用于特殊事件和周期性现象。

《笔记·日志·素描》（Diaries Notes and Sketches，1969）剧照。

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的理由是，后者没有生育出一位继承人。二人的离婚是事实，不存在争议。这个报道的中立性如同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对历史事实的那句著名评论，即比利时并没有侵略德国。然而，有人用其他的动机解释亨利的行为，但那些动机最终被证明有违事实。当我们面对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而非类似于亨利离婚这样的偶然事件时，这一说明方法也同样适用。为什么美国离婚率逐年上升？离婚率上升是无争议的事实。在这一变迁的背后，可能有大量的原因，我们要做的依然是不断排除有违事实的假设，直到筛选出充分必要的原因。

这里的麻烦是无知。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社会说明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心理学。除非我们确实了解社会行为载体的动机，否则无法得出完全正确的说明。当然，我们需要掌握的并不只是心理学。相较于个人，群体行为和变化的研究难度更大，没有科学上充分的心理学，我们无法回答“为什么”这类问题。朗西曼深知，我们目前无法运用这种心理学。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样一种心理学可能是什么样子。如果说报道有偏袒之嫌，那么，说明则面临着更大的问题——高度的无知。原则上，这一问题并非不可避免，但我不愿使读者抱有缥缈的希望。

相较于这种令人气馁的事态，说明所引发的冲突则不算严重。它们并不比一个共同体当中对立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冲突更严重，或者说，这类冲突不过是道德异议的表达。这种异议相当于一种指责，在它看来，那些不督促读者采取特定行动并且避免做出明确评价的说明(explanations)是邪恶的，具有隐蔽的误导性。它们会诱骗读者被动地接受一切，并将其视为唯一可能的社会状态。这种社会观认为不赞同行动的一方就是反对它。对这种阴谋论、摩尼教式的社会学观点，我们尚无法反击，有人指责这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是20世纪的一大疾病，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对此将只能默默忍受。这不见得多么麻烦，作者只需要让读者相信他们自己能处理好自身的信念。

或许有人认为，本文展示的说明理论只适用于历史学，不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事实上，它并不会排除功能主义的说明，只要这种说明不把特定社会状态的起源完全包括在内即可。如果关于特定社会状态起源的表述基本可靠，那么，自然主义的目的论——即用均衡和不均衡的术语来说明社会制度的各组成部分——也可以是理性的。不过，自然主义目的论几乎认为，真正的说明接近于解释，即朗西曼所谓的“描述”。在朗西曼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看来，“描述”是“透过当地人的视角”观察问题的艺术。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一个恼人的比较问题

即便受惠于朗西曼的杰作，笔者显然还是无法处理人的科学中所固有的许多其他问题，甚至没有涉及这些科学在解释其发现时所作的努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有一个难题我必须在此简要讨论一番，因为它让“主流”社会科学家及其诠释学批评家焦躁不安，尽管形式各不相同。

这个恼人的问题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否相似？投机取巧的答案是：二者没有区别。之后，通过对比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所谓不足来支持上述结论。按照这一思路，分析结果大抵如是。社会科学只能提供不确定的归纳，胚胎学也是如此。社会科学无法进行控制实验，同样地，天文学和地质学也不可以；社会科学无法做出预测，气象学的预测也不过如此；最后，力学研究可以得出有限的归纳，社会科学也可以。如果说社会科学无法创造出技术，那么许多其他科学领域也不行，而且这些领域都是名副其实的自然科学。

《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1931）剧照。

简而言之，自然科学的所有缺陷在社会科学中均有体现，如果这种缺陷可以累加的话。要是把它看作对科学有效性的辩护，这谈不上成功。不过，这不是嘲讽。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社会科学的论据。这无助于我们阐明社会学认识的真正特点，社会学认识或许偏向自然主义，但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全部特征。

既然这无助于社会科学家的自我认识，那为何还费心与自然科学做比较？可以肯定的是，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更受人敬仰，聚集了最聪明的人才，产生了治疗方法和惊人的技术，并且能确保自身不断取得知识进步。但这还不是令社会科学家方面忧虑的真正原因。真正困扰他们的，是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专业研究员之间的一致程度。相较于构建一般规律或预测未来的社会事件，前者要难得多，而且一向被视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即便近来有人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样经历兴衰枯荣，也只能安慰一下那些天真的人，因为目前二者之间的知识鸿沟并未得到改观。

或许有人会问，一致同意为什么如此重要？为什么它应该这么重要？不一致是个知识缺陷吗？围绕着同一现象可能得出的对立认识，真的是一大灾难吗？很难想象报道(reportage)在社会科学中能取得全体一致。诚然，确实有许多公认的事实信息，使得可靠的历史写作成为可能。例如，1940年挪威没有侵略德国，想到这种情形，我们会略感欣慰。然而，报道仍然存在巨大不同，由于说明以报道为基础，这种差异最终无法调和。或许，所有“主流”社会科学家对何为良好的说明有一种共同的标准，但是，在边缘领域，他们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意识形态困惑。进入到解释这一步，一切困惑都将暴露无遗。

一个理性的社会科学家可能会学着放松下来，享受丰富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总的来说这才表明了他的天职(calling)，特别是表明了解释的特征。

原文作者/[美]朱迪丝·N.施克莱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王青

导语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