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选举制度(美国选举制度简单介绍)

作为全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选举活动已经融入到美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联邦到州再到地方，大约有50多万个公职需要通过选举产生。其中，联邦级选举最重要也最为烧钱。

联邦众议院的435名众议员和联邦参议院的100名参议员有三分之一需要重新选举，每四年还有一次总统选举。选举的频率和制度变化导致竞争日益激烈，候选人必须筹集大量资金来联系选民、宣传政见和提高知名度才能赢得选举。

美国的选举活动要求候选人自行筹集选举经费，国家财政只承担部分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候选人筹集选举经费的过程为各方利益主体提供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公民通过向候选人提供政治捐款可以增强自己在选举中的影响力，但由于个人资源的不平等，个人捐款存在差异。那些捐款数额巨大的公民更容易影响候选人制定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政治平等。

进入20世纪后，美国在选举经费管理方面出现了漏洞，导致许多政治腐败丑闻的发生。例如，“水门事件”中尼克松竞选团队为筹集选举经费而非法接受私营企业捐款，美国安然公司破产案牵出的小布什政府政治献金丑闻等等。在卷入安然腐败的政客中，国会有188人拿了安然公司的好处费。有学者甚至感叹道：“如果每个议员都因为接受过捐款而回避安然案，那国会就不复存在了”。

这些丑闻引发了美国民众对金钱在选举中过度影响的担忧。针对选举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运动，但每次改革都会带来新的弊端，为下一次改革埋下伏笔。选举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金权交易，而美国的选举正是金权交易的系统化过程。政治捐款成为滋生腐败的重要温床。

据报道，在2010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候选人募集的资金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5亿美元以上。2010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总花费达到398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上最高花费。此次选举中，许多利益集团纷纷捐款。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募集的资金更是创下新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筹集了1亿3千多万美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作为超级土豪筹集了2千5百多万美元。金钱政治下的选举为腐败打开了大门。

早在19世纪初的安德鲁·杰克逊时期，公司和银行就开始使用金钱影响政客和选举结果。随后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至今金钱已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特殊利益集团所代表的金钱背后对选举施加的影响，不仅淹没了普通美国民众的利益需求，还助长了政治腐败现象。一连串的政治献金丑闻严重损害了美国民主选举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也给美国的民主制度蒙上了阴影。

根据透明国际在2013年发布的《全球腐败状况》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过去两年美国的腐败现象有所增加，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政党是最腐败的组织。由于不同政党对选举的影响和控制，政党的腐败直接导致了选举的腐败。

一个普通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然而，普通公民更多地是作为选民来行使选举权，很少作为候选人行使被选举权。在美国现行的选举经费制度下，由于巨大的竞选开支，一个贫穷的普通公民参与公职选举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竞选开支的高门槛成为普通人参选的障碍，选举活动好像是一场观赏性的运动，普通公民因为缺乏资金只能坐在场边观看亿万富翁的超级公民在公共广场上较量。竞选本身是一项非常昂贵的活动，普通人根本无力参与。

一个完善的竞选团队至少需要六个部门：决策组、外联部、传媒组、筹款部门、行政部门和调度推进部。这样的竞选团队至少需要几百名人员，这涉及整个部门的运转和工作人员的薪水开支（许多高级顾问都有高额薪酬）。

此外，大众传媒在选举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之后，电视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竞选格局，各种电视广告的出现推动了竞选费用的大幅增加。进入21世纪，尽管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的数字媒体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电视仍然是候选人进行宣传的首选。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竞选广告进行选举的总统候选人是艾森豪威尔，自那时以来竞选活动与竞选广告紧密相连。

电视成为发布竞选广告最重要的媒介，每当大选或中期选举时，各种竞选广告开始在电视上出现，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广告轰炸中。在2012年，广告占奥巴马总统竞选经费的70％以上，占米特罗姆尼经费的55％。在2016年的大选中，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在媒体上的花费约为2.269亿美元，占总竞选经费的58.2％，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媒体上的花费约为1.949亿美元，占总竞选经费的58.5％。

候选人进行竞选活动时需要在各地进行宣传演讲，这涉及巨大的费用支出。传统的竞选大巴穿梭和总统候选人的全国飞行都需要庞大开支，例如2016年大选期间，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航空公司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除了交通费用之外，候选人在各地演讲时还需要制作和分发宣传材料、租用竞选场地、运用竞选设备以及安排竞选团队的食宿等，这些都是不小的开销。

可以说，在美国现行的选举经费制度下，选举经费的筹集和使用方式为政治腐败提供了诱发机制。 政治行动委员会自20世纪70年代成立以来一直是选举活动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例如，波音公司通过其设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对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波音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向两党捐赠了大约455万美元，还为奥巴马的就职典礼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旨在获取美国政府对波音公司的政策支持。

显然，这种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影响力不平等与美国人对基本民主政治公平观念的认同是不相符的。更令人担忧的是，2010年之后兴起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uper PAC）。

超级PAC与普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超级PAC可以从企业、工会和富豪那里接受大笔的捐款，而且超级PAC可以无限制地进行独立支出以影响选举活动。超级PAC拥有充足的资金，从而具备更大的议程操控权，对选举氛围的营造有特殊优势。除超级PAC外，“527组织”和“501(c)组织”也开始参与选举活动。

尤其是“501(c)组织”无需披露捐赠者和自身财务情况，为黑钱在选举活动中产生影响提供了隐蔽渠道。 在美国联邦选举经费制度的演进中，披露选举活动的资金一直是一个共识。即使在具有争议的“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八位一致认为披露资金对选举至关重要。然而，“501(c)组织”的存在改变了这种态势，导致选民无法得知哪些特殊利益集团试图讨好政客和操控议题宣传，从而无法做出明智的决定，避免将选票投给受黑钱影响的政客。

总之，金钱及其潜在的腐败影响，一直是美国政治诟病的核心。在2012年的一项美国选举调查中，当问及“富人是否可以购买选举”时，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是可以的。与对金钱在选举中造成腐败的担忧相一致的是，公职候选人在选举活动中信誓旦旦地承诺改革现行选举经费制度，希望获得选民支持。然而讽刺的是，候选人一旦当选就会将这些承诺抛之脑后，因为这些候选人都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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