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分析师(国际金融分析师)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联合主办的“认清大趋势,开创新局面”——NSE50季度论坛暨2023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2023年7月22日(周六)在北京九思文创园举行。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先生,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贾康先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白景明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先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原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先生,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刘陈杰先生,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秘书长苏京春女士,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CIIA,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王昭锋先生,开源证券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何宁女士,开源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陈曦先生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专家学者们就“认清大趋势,开创新局面”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会议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许磊先生主持。

致 辞

文|李超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超指出7月17日公布第二季度GDP为6.3%,学界、政府以及金融市场对未来经济形势均非常关注。
他指出当前的主要矛盾,即经济增速的回落,是发生于经济增速本身还是经济潜在增速里非常关键,这决定着未来宏观调控方式和方法。若在调控经济增速下滑一侧入手,应刺激需求,重点在消费、投资、进出口多维度发力有效提振需求;若在抑制经济潜在增速一侧入手,则重点应放置于缓解当前生产要素面临的非正常冲击方面,如劳动力和资本未充分协调引发的矛盾。
其次,培育企业家信心角度,同样涉及到政策层面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系列的产业政策扶持。货币政策如降准降息、大量再贷款投放,财政政策可加快专项债的发行或特别国债,亦或两相结合的政策金融工具。此外,产业政策角度,国务院也提出一揽子政策,除已经出台的刺激政策外,未来还将可能出台的政策,均是本次会议的重点探讨内容。

主题演讲

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开创新局
文|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
贾康以《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开创新局》为主题,指出整个经济发展态势是向好的,但发展的回升势头与原来的预期尚有距离,且宏观层面的走势与微观感受存在“温差”,消除“温差”与未来巩固发展向好基本趋势、有效提振市场信心、改善预期密切相关,其要点是提振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信心。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名发出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是一个非常重要、在全局发展指导意义上来说需要高度重视而对其精神加以深入领会的、有鲜明针对性的文件——\”问题导向”下,就是要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提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心,改善市场预期,努力在已经向好的发展态势基础上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2017年9月有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把“企业家精神”放在重要地位加以强调。当前要进一步在\”问题导向\”之下来更好地认识实际情况,更好地贯彻中央精神,真正在弘扬企业家精神方面解决现实中的困扰问题,实质性地以此服务于中国推进“新的两步走”现代化宏伟事业。
贾康院长指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而无形的生产要素,十分稀缺,非常宝贵。作为特别稀缺的要素,杰出的企业家发挥他们的作用和体现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企业家一定是在激烈竞争中总体而言“自然而然”冲出来的,但创新项目的失败率非常高,能经住市场考验的成功企业家的正向贡献尤其难能可贵。
他认为从经济全球化中竞争视角来看,为在中国更好配置这种“最稀缺的资源”,全社会需要有对人才宽容的现代意识与导向。企业家往往有强烈的个性,很可能出现一些偏差甚至有走极端、偏执的特征。珍视与尊重作为稀缺资源的企业家和他们生发出来的企业家精神,我们需要眼界更开阔,要允许有强烈个性的人们有自己的试错空间,保有更多的宽容性,较公允地看待企业家及其引领的创新活动。
当前财政宏观调控三大特征
文|白景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白景明就当前财政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作出了分析认识。他指出短期数据是大趋势的阶段性表现,实际上要把握的是大趋势,才能开创新局面。中央要求总结三大规律,其中之一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形成了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
第一,当前财政宏观调控历史任务变化了。从经济角度来看,现在调控历史任务是从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一直到2010年,此阶段的财政政策都是促使经济小国走向经济大国的。80年代一直到1998年之前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压缩赤字,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保持适度的增长,面对高增长、高通货膨胀,要使内需有序释放。1997年我国经济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以后,情况变化,1998年转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增长,把经济托起来,扩大内需,这是财政政策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长率往下,二是亚洲金融危机,三是内部结构变化,从1998年上半年就开始,大部分商品是供过于求。
2010年成了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又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目标是实现把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的历史任务。与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白景明指出,从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的核心,最难的是如何解决资源约束。
第二,当前财政宏观政策调控力度是空前的,是最高的。这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是高强度的减收增支并举空前。减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长期制度性减税。增值税改革,个人所得税两大税种是制度的长期安排。第二个是减费,这一轮比积极财政政策涉及到社会保险减税降费。支出端是赤字和专项债同步扩张,上一轮我们是赤字超过长期建设国债。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当前社会投资增长率下降,必须靠扩张政府投资来解决问题,而且并不产生挤出效应。二是结构性因素。
第三,更加注重定向调控。定向调控不是大水漫灌,核心是通过补短板来拉动总需求,要找准点。第一是把提高保证民生放在首位,背后因素是老龄化社会保障支出要增加、医疗卫生支出要增加,所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是保障民生。他认为赤字产生不是简单地反周期的问题,是因为公共服务福利水平要抬升而必须要扩大赤字,其次是科创驱动发展投入增长,再是绿色发展投入加大,近两年投入已突破万亿。
从脱钩到脱险 中美全球化博弈
文|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王义桅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矛盾,对中国未来内政和外交的总体判断要建立在对中美关系的了解之上。以72年尼克松访华,基辛格博士来访作为世纪交替开启中美关系新时期。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新冠疫情三年和俄乌冲突,使得美国调整对华的“接触政策”,标志着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走向终结。
原自由主义全球化以效率为第一考虑,中国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十年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中国具有全产业链,挑战了美国当初把中国纳入全球化体系的初衷。美国转为打压中国,从增量博弈转为存量博弈,由原来的差异性互补性合作为主体,到现在同质性竞争乃至于战略竞争为主体。
美国当前开始制定新的全球化规则,以去中国化供应链为新的全球化,核心是印太战略,对中国采取在经济、外交、政治多方面的孤立,从脱钩到脱险的对华新全球化的态势。中国梦、四个自信、伟大复兴到十九大报告,美国认为中国要建立一个新秩序,而美国没有控制和主导的能力,便宣传中国的五大威胁拉开战略博弈。其根本原因是原来的工业革命1.0、2.0、3.0在西方内部循环,最后被美国收为美国盟友。只有中国既非西方国家,也非美国的盟友。疫情又加速了转型,很大程度上,疫情让世界上感觉到所谓中国依赖供应链的威胁甚至恐惧。
他指出中美博弈的三个代表之争:第一要不要全球化,要什么样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反复强调的,是推动全球化朝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第二个关于全球治理,到底是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也是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核心。第三个是国内制度,中美博弈里面中国最大胜算是中国国内制度,中国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而美国并没有。具体做法上,习近平主席已经明确提出从参与到引领经济全球化。以前提出顺势而为,今天讲造势而上,战略机遇期要靠自己去创造,因此提出“一带一路”、搞21个自由贸易区高水平的开放,强调高质量发展,制度性改革提升竞争力。
王义桅强调当前特别核心的内核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接欧洲共同体建设文明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对接,开启中欧合作的2.0或者应对全球化风险。安全和经济双轮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处理好全球层面上在去中国化和中国化三重博弈下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确立好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路,为中美关系寻找新的增长点。
多管齐下扩需求,防通缩
文|屈宏斌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原首席经济学家

屈宏斌指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役后经济复苏的状态,虽然经济处在复苏状态,但目前我们面临着短期和中长期两方面的挑战。短期的主要挑战是目前经济复苏的态势在明显减弱,中长期的挑战在于面临一些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如中美关系逆转以及全球大变局,劳动人口减少,以及传统增长动能难以为继。

短期挑战最突出的矛盾是在需求方面,严重需求不足。去年、今年一季度的环比是2.2,二季度的环比只有0.8,这是明显的放缓,主要原因是总需求收缩,外需显然面临着压力。全球经济全球总需求还会继续收缩,这意味着我们外需的压力不仅得不到减弱,反而在下半年还会进一步加强。内需方面,投资需求在减弱,尤其是民间投资。过去两个月,民间投资已经是负增长了。现在消费需求远远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最近两个月,尤其是6月消费使得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明显放缓。从总需求的三大块,过去叫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方面都在明显放缓。三驾马车同时下行可能会产生共振,这样的话使得下一步需求不足的下行压力会拖累整个经济和就业的增长。

怎么扩大需求方面,目前的政策力度以及政策方式有待加强。以往脉冲式、碎片化政策的好处是可能会避免政策过度刺激,但问题在于无法形成合力,产生不了同时出台一揽子政策所产生的共振效应或者政策的叠加效应。考虑到目前市场主体的信心不足,要提振信心,要稳预期,一揽子政策要比脉冲式碎片化的效果更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有空间,财政政策方面空间更大,财政政策从没有搞大水漫灌,意味着财政政策留有更大的余地。

他给出了两个具体政策,一是给居民提供补偿性的现金或者发放消费券,根据香港特区和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发消费券的效果更好,因为乘数效更明显。二是对1.8万亿进城务工人员社会实施社会福利市民均等化。如何应对中长期的挑战提高潜在增长率方面,他认为关键点是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一个是减碳项目,绿色投资,另一个是中高端制造业。

稳定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文|刘陈杰

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刘陈杰对近期和未来阶段稳经济和高质量发展进行主旨演讲。他表示,今年是中国经济从各个方面出现重大变化的一年,包括宏观经济问题的思考方式包括预期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实际经济的感受跟经济数据之间有温差,现在预期是否过高尚值得深入思考。

从实际角度出发,三驾马车,供给侧、需求侧,得出的结论仅是短期结论。中国经济过去十年、十五年的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是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很大部分跟财政有关系, 第二个从融资能力测算,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隐性债务加总扣除,从09年至今约69万亿左右。他认为,地方政府举债的能力目前69万亿的显性债务+隐性债务已经接近于中国金融体制和中国财政体制承受的极限,短期内进一步大幅增加负债的空间有限。第二个是房地产。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举债行为包括建设行为跟房地产是紧密相关的。对中国房地产刚需做潜在需求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过去两三年是中国房地产销售的最高期。以往拉动财政体制和中国经济,很大一股的力量——地产的力量也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他指出通过对增长方程的预判,从现在到2025年增速还有5%左右,2020-2030年体会到略微老龄化压力,2030-2040年各个方面会深刻体会到老龄化的压力,不管是从供给方面还是需求方面,以及社会保障方面。

在将人工智能纳入到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后,得出结论是中国尚需要2-3年才能够有大量的实用机器用于生产方面,抵抗人口红衰减,寄希望于科技发展。高端制造业方面,碳中和、新能源大概早十年后可占到拉动GDP10%左右的比例。他指出在中国特别的金融体制和财政体制下,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稍微低一些,不容易产生金融风险。

形势研讨

当下消费的宏观调控逻辑与展望
文|苏京春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秘书长

苏京春指出2023年以来,我国全域已都发放过消费券。观察下来,消费券调控消费的特点有三个。

第一个特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整体上来讲,对快消品来说是非常好用的,时效性很强;其次,基本没有沉淀;最后,分期分批发放MPC基本不调减。

第二个特点,耐用品消费券方面表现不是很好。有一个生动的案例能够反应出接收到耐用品消费券的群体的反应,那就是“你给我一个耐用品,比如电视,不能指望我给这个耐用品配套房”。所以耐用品消费券整体上观察,时效性和沉淀都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个特点是发放路径比较。可以突出地看到消费券的发放,有一些是通过市场化平台机构来进行的,有一些是通过传统银行体系来进行的。从时效性来看,市场化平台机构路径表现出的时效性更强,沉淀也更低,转化率也更高。

总体调控思路上,消费券条线是否有提升的空间,可以通过消费贡献率的数据在此方面做一说明。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1978年我们平均消费贡献率57.4%。从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情况来看,整个消费贡献率是54.8%,在金砖五国中偏低,因为其他金砖四国都是在70%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主要发达国家消费贡献率甚至高于80%,日本稍微偏低一些,略低于75%,是74.3%,其他发达国家也大都在75%以上,所以我们在消费条线上拉升贡献率的空间是有的。

当下消费有两个突出数据:第一个是关于消费者信心是偏低的。第二个是消费者倾向连续曲线是持续走低的。基于这样前提,可以看到如果对政策进行展望,两个着力点可能是相对更为有效的: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可支配收入。在拉动消费条线上,可支配收入提升随GDP增长的进一步协同还是存在空间的。现在可支配收入方面表现比较明显的、或者说宏观上总体表现比较突出的就是“K型分化”。因此对于消费倾向更加突出的群体,即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方面更值得着力。第二个可以探讨的着力点是在进一步稳定宏观基本面、对冲缩表下行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财富效应引导。

文|王昭锋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司总经理助理CIIA

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

王昭锋指出财富流向和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在战争和危机年代前后财富会从少数人向多数人分散,而在和平发展时期财富会从多数人向少数人集中。他指出首先要对当下的环境和推动力进行识别,然后顺势而为。二战后,世界各国进入了重建期,还富于民是这个阶段的特征。例如美国避开了炮火冲击,整体上的制造能力还有工业设施比较完整,在战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到了70年代,经历了“金本位”的脱钩,石油危机,美国企业饱受通胀之苦,制造业的成本上升,盈利能力下降,美国企业家的降本增效压力使得资本、人员、技术自由地向海外流动,寻找土地成本、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当时美国产业的外迁和现在中国企业出海背后逻辑不同,当下中国企业出海是为了规避贸易壁垒,不断地去扩张新的市场,消化国内产业。但是当初美国企业出海、产业外迁是出于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考虑。美国的产业外迁主观上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但客观上给了中国很大帮助,一方面带领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世界在不断变化,近年来对西方国家在资本、在技术、在人才各方面向中国流入就显得格外谨慎,甚至提出脱钩直列的言论,2018年开始演变成开始打贸易战、科技战、经济战,延续至今。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因为全球化的东风,但现在这种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基础环境在变得萧瑟,资本和产业从前两年开始不断地外迁,社会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紧接着持续了二十年蓬勃发展的房地产感觉也开始止步不前了,接下来土地财政收入就变得困难,这是逻辑性很强的传导,意味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他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三十年为周期的外部大国关系变化和以二十年为周期的内部经济结构变化,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产生了共振。所以现在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对内对外都需要决策。他表示拆除社会消费负循环的逻辑,扭转资本市场负反馈趋势,需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同时在资本市场上要营造盈利效应和健全底层制度建设,吸引长期的资金入市,给到市场休养生息,有助于良性循环。

文|何宁
开源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何宁发表了对短期和长期经济的认识和理解。她认为从长期视角而言,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和平红利逐渐趋弱的情况下,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的一个必然选择。对标中国转型时间点和东南亚国家地区,我国未来十年潜在经济增速预计下降到4.7%-5.1%。受疫情影响,潜在增速可能要略低,所以高质量发展也是必然选择。她认为未来会步入到一个消费的新时代。中国消费潜力非常大的,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到GDP的比重为62.5%,但是中国居民端消费占到GDP的比重只有不到40%,存在2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全球对比来看,美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占名义GDP比重基本上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因此她建议在消费领域进一步增强民生制度保障,激发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倾向。

其次,她指出今年往后的三季度,会存在一些积极的因素积累:第一点,从政策的角度来讲,后面还会陆续出台一些稳增长政策举措。大的方向上政策对于经济还是一个呵护、支持的态度。第二点,从经济本身来讲,7月份经济或开启新一轮修复。基建相关的石油沥青、水泥的开工率、高炉、化工冶炼的开工率边际改善;消费领域,百度地图消费指数7月在边际改善。汽车出口也是今年出口中非常关键的亮点。今年1-5月份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可以达到同比增速160%左右,传统车的出口增速40%以上,汽车零部件出口增速13%左右。新能源车主要销往欧洲地区,由于欧盟能源转型的需要,将继续增加对我国新能源车的进口。第三点,库存周期见底。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主动去库已经持续了12个月。历史上主动去库平均持续的时间是8.5个月,往后下半年还有可能看到一部分行业的中美共振补库。第四点,是民营经济方面本周公布了《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是对三季度持相对乐观态度的信号,她认为对于民营经济的支持举措可能会体现在平台经济互联网、数字经济、战略导向产业等领域。

因此她指出核心结论是两点:一是长期来看,高质量发展是必然选择,未来消费占比一定会提升,将迈入到消费新时代。二是短期来看,三季度开始,对于市场、对于整个经济来讲一些利好因素在逐渐积累,比如稳增长政策出台、经济边际修复、民营经济支持、库存周期切换等。

文|陈曦

开源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陈曦认为经济在二季度出现回落,可能是小周期的下行,而非大周期下行。因为在今年1-2月份的市场预期太高了。直接证据是,2月PMI反季节性上行,达到了52.6%,是过去十年的最高水平。而当时的经济仅处在恢复初期,在4月开始经济明显回落。从6、7月份最新数据来看,一是6月PMI已经开始回升,另外7月份的高频也在改善。

随着经济下行,市场舆论对于经济的预期和展望,在二季度出现明显的恶化,比如类比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对比一下会发现,现在的中国和日本当年差异很大。日本当时资产负债表衰退,最重要的原因是:资产价格泡沫崩盘之后,债务是必须还的,这是当时的核心问题。意味着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其实是在还债,只有在债务还清才能有新的发展。但中国房地产价格的跌幅,与当时的日本完全不可比。特别是中国从2016年、2017年开始坚持“房住不炒”,所以房价波动对于我们居民来讲影响没有那么大,跟日本当时全民、全企业炒房完全不同。此外,他认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日本的发展程度逼近美国,人均GDP与美国已经相差无几了。那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在新的行业取得突破,经济很容易陷入停滞。现在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不到美国的20%。一方面我们已经在发展高新技术,另一方面我们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当时日本完全不一样。再从国民性来讲,日本在过去二十年就是一个躺平状态,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在努力工作。因此,他认为二季度以来短周期的经济下行,可能被市场做了一个放大化解释,预期在三季度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小周期经济上行,资本市场也可能会出现比较积极的表现。

【战略合作招募】“NSE50季度论坛”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的品牌活动,每季度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内外大趋势,邀请宏观经济专家、产业和投资领域高管及专业研究人员进行研讨交流,提供宏观趋势、产经动态和金融投资的分析解读。现诚邀战略合作伙伴参与组织举办“NSE50季度论坛”,共同打造“政、企、学、研”交流合作平台。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是由贾康、洪崎、白重恩、王庆、姚余栋、黄剑辉等12位学者发起设立、经政府管理部门批准成立于2013年9月的新型“民办非企业”智库组织。
成立以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通过构建跨界合作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和“中国碳中和五十人论坛”(成员和研究员来自于国家有关部委和研究机构、著名高校、一流智库、国际投行、国内金融机构等),举办了100多场学术论坛及研讨会,出版了《新供给:迈向高质量发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等几十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系列专著和编著,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在基础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公益性学术论坛、前沿重大课题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多次为国家重大决策建言献策,获领导人肯定性批示;同时,注重加强与国内外智库、政府机构、市场和社会组织交流与合作,努力建设成为特色鲜明、跨界合作、具有高学术品味和国际影响力的新型高端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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