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明斯特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排名)

北京卧佛寺 （IC photo/图）

我曾经用汉语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没有中国，就没有我。我从未对这句话做过详细的解释。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处在时代的变革中，我们可以选择与时俱进，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至于我本人，我一直相信我的感觉，在走我自己的道路。凭感觉而不是靠理性？这听起来似乎并不靠谱，感性和理性应当相结合，才能通向目标——自我发现的目标。

当我20岁从莱茵地区的一所高中毕业，然后去明斯特大学学习时，我并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1966年，只有5%的德国人有机会上大学，而上了大学的人，或多或少都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他至少是自己的主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可以随意选择并更换大学、学科和老师。而我也充满着青春和活力，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知识：先是神学，然后是日耳曼语学，最后是哲学和日本学。

然而在这一切中，我依然没有找到我自己。两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到底想干什么？我的心是属于文学的，并且我也已经写了很长时间的诗歌。在我认识的年轻诗人中，有一位从事对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研究，他提醒我关注这位美国诗人对中国诗歌的翻译。就这样，我在不经意间发现了李白（701-762）。我的生活由此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改变。我想阅读这位中国诗人的原著。凑巧的是，明斯特大学设立了汉学教席，并邀请了莱比锡和弗莱堡的汉学家担任讲师。其中有一位是后来成为汉堡大学教授的司徒汉（Hans Stumpfeldt，1941-2018）。

接下来，我就和两位天主教神学家一起学习文言文。就这样，我一下子找到了我一直在潜意识中苦苦寻找的东西，那就是“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并不是神，而是人。德语中把“人”这个汉字翻译成“Mensch”，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完全正确。当然，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中，出现了可以被翻译成“神灵”“鬼”或“仙女”的词，但在中文的语境中并不强调他们的神性，而是人性。那么，我们当时所认为的“人”是个什么概念呢？

今天看来，我们当时的理解有什么问题呢？在周朝（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人”这个汉字所指的是男人，特别是贵族或统治者，而不是女人。尽管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中世纪（220—960）发生了变化，但直到宋代（960—1279），随着新的官制的出现，才逐渐将人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尽管如此，我在阅读《孟子》时，还是发现了人性的问题。我当时很激动，并且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就这样，我翻译的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系列就应运而生了，它们由德国久负盛名的赫尔德（Herder）出版社出版。

但是，对于我决定将中国语言和文化作为我的专业，我周围的人又有什么看法呢？他们的反应是不理解。他们说，你永远找不到工作，你会一直挨饿。他们认为我是个白痴。但我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一些我喜欢的事情。我不想循规蹈矩地完成我的大学学业，毕业后可能去文理中学当一名教师。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决定，因为时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生活很充实，这要感谢汉学系热情的老师，特别是中国文学的老师，和他们引人入胜的讲课内容。

我选择的道路很快让我从明斯特到了日本。为什么不去中国？因为当时波恩和北京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是1972年的事了。我在日本想做什么？我要追寻中国唐朝（618—907）的足迹。李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由于他，公元的第一个千年才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众所周知，京都是按照中国的建筑风格而建造的。我在那里发现了似乎是从长安，即现在的西安迁移过来的园林、寺庙和宫殿。

从“老”日本回国后，我换了一所大学：我在波鸿发现了一位研究李白等中国诗人和现代汉语的专家。课堂成了我们少数几个“被选中的”学生的盛筵。当北京的大门打开时，我也借助于《中国建设》（1990年改名为《今日中国》）准备我的行程。1970年代初，在德国很少能够找到关于中国的信息。因此我欣然求助于中方提供的资料。

近五十年前，我是带着怎样的期待来了北京，又带着怎样的眼光，在近一年的时间内，走遍了这座城市的角落。每天的日子看起来几乎是一样的：上午在语言学院，即今天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语）学习日常口语，下午骑着自行车出去闲逛。冬日的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明亮的阳光让我的心情变得无比舒畅。天空大多是蓝色的，暖阳驱走了冬日的寒冷。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颐和园。我是怎么发现它的呢？我的审美观点虽然是从日本带来的，但它却来自中国的唐朝。北京尽管始建于明朝（1368-1644），但当我漫步在紫禁城的古老城墙下，我感觉自己仿佛已经在那里生活了数千年之久。我对崭新的中国一无所知，甚至对中国的最后三个朝代也不是很了解。我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是一个步入耄耋之年的中国老者。

我怀着期待，像一位诗人那样在中国度过了12个月。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和朋友们一起看西山的落日。当天气回暖时，我们带着面包、奶酪和啤酒，有时还有红酒，在知春亭歇息，眺望昆明湖。这真是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每次都像赴了一场盛筵。这样的一个现代中国对我而言还是陌生的吗？不，不一定。我们有幸遇到了优秀的老师。他们耐心地向我们介绍了中国新的历史和当代文化，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特别是对鲁迅（1881-1936）作品的阅读和讲解，使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我本想和其他人一样在北京多待一年，但由于家庭和工作的原因，我回到了明斯特。我的第一个孩子在我动身来北京之前出生了，而霍福民（Alfred Hoffmann）教授在临近荣休时病倒了。我将接替他的教学工作。这就是说，我在回国之前就找到了工作，在鲁尔大学教授现代汉语。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最初的人生目标就是在大学里当一名中文教师，但遗憾的是，它无法真正实现，因此我不得不继续前进：从波鸿鲁尔大学到柏林自由大学。在波鸿，我的工资很低，而在柏林大学，等待我的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薪水和一个固定的住所。柏林更适合我：我可以在那里做我有关中国自然观的教授资格论文，我可以翻译出版鲁迅、巴金、茅盾和其他中国作家，包括王蒙、北岛、顾城、舒婷和翟永明的作品。

柏林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座开放的城市，愿意接受一切外来的东西。正是它的开放和包容，让我在1985年6月有机会邀请了15位中国作家，包括张洁、张抗抗、傅天琳和白先勇，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文学节。我的学生和我担任现场翻译，几乎一夜之间，我们都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译者。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又在波恩举办了一次同样的活动。一个由十位中国作家组成的代表团，包括莫言、王安忆和张承志，来到了莱茵河畔，参加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文学活动。大学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我们经历了一场比柏林更大的聚会！每个人都喜欢并想了解来自中国的最新文学作品。

之后我离开了柏林，成为了莱茵河畔古老的东方语言学系的一名教授。我本可以成为柏林自由大学的一名教师，但这个职位是有一定期限的。而波恩大学则提供了一个终身职位。我可以给我的北京太太和我们的两个儿子提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现在，我们住在位于七峰山尽头的我们自己的房子里。我们的许多书籍需要一个舒适的空间，不然它们是会罢工的。四周无数奔腾的小溪和叽叽喳喳的虫鸣鸟叫，营造了一个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我们生活的Holzlar隐藏在小栅栏和树木的后面。这里到处是嬉戏玩耍的孩子，当然也有中国孩子。大家不开汽车，而是用自行车作代步工具。道路两旁盛开着当地居民随意种植的各种奇花异草。

而那些1980年代热衷于文学翻译的人呢？唉，他们在中国变得富裕和强大时，离开了这个领域。他们想挣钱或者从政。只有少数人没有受到大量金钱的诱惑。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在1994年和我最优秀的学生一起，翻译出版了鲁迅全集六卷本和《两地书》（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集），而且至今仍在销售的原因。30年后，我又完成了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其实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孤军奋战的准备。事实证明，同行们确实是不可靠的，他们中途退出了项目，让我接着完成他们的工作，但之前却借着项目的名义趋名逐利。

我荣休后继续写作和翻译。退休对我而言，只是一种形式。我还在波恩大学教课，培养我的博士生，因为我是一名终身教授。我在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当了八年的特聘教授后，又在汕头大学担任了同样的工作。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我目前有时通过波恩的网络授课，有时则无惧疫情，在山下的课堂上面对面地给我的学生们讲课。

无论北京还是汕头，抑或青岛还是西安（我在那里也教过很长时间的书），它们都不仅仅是我从事学术研究和翻译，还是我写作诗歌、散文和小说的地方。

今天，此刻，我在波恩——目前北京和波恩之间没有航班或机票太贵——当我想到北京时，我想些什么？我想到了香山脚下的卧佛寺。我曾多次在那里徜徉，并在那里写下了很多关于它的文章。还有什么呢？我想到了二锅头，我心爱的酒，想到了花生米，还想到了饺子（配着蒜、姜、辣椒和酱油一起吃）。汕头呢？我想到了和汕头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一起观看巴西足球赛，想到了鸣禽，它们永远不知疲倦地飞过宽阔的公园，伴着我在树下和湖边读书，想到了总带着苹果来上课的苹果姑娘，还想到了喜欢邀请同学们去高档的“北国”餐厅的北国姑娘。还有比在中国更令人憧憬的生活吗？

当我最后一次漫步香山公园时，忧郁和悲伤笼罩着我。50年前我骑着自行车来这里，而今天人们却坐着地铁来赏红叶。秋天，香山的红叶毫不费力就招来了无数的游客。而我从未亲眼观赏过红叶，我只在梦中见过它们。如同在一幅梦幻般的、永远静逸的中国画中。永恒的中国是“东方学家们”创造的一个神话？并非如此。沉睡的卧佛会对此提出抗议！他是对的！因此，他要我向大家解释，如同当年他要乾隆皇帝对大家解释一样。乾隆皇帝故意写错了一个字的匾额至今还挂在卧佛寺的墙上！让游客感到惊讶不已。我们是谁，我们低声问自己。

（任仲伟译）

顾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