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的性格特点(法国人的性格特点和处事)

由于英国旅行者的民族主义倾向，多数英国旅行者对法国社会习俗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英国各方面都优于法国。

同时，英国作为新教国家，多数英国游客对法国信仰的天主教持批判甚至敌视的态度，体现了两国宗教上的差异。

一、法国社会观感

到达法国后，游客们有了很多机会去观察这个国家的发展状况。

对宫廷的参观、贵族之间的社交活动、旅行中对社会现象的观察等使他们对法国社会形成了不同的看法，但多数英国游客对法国社会持批判的态度。

英国游客对法国的宫廷生活非常好奇，宫廷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宫廷和英国的大不相同。

许多游客都到访过凡尔赛宫，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待在宫廷的社交圈，大多都是作为旁观者观看宫廷内的情况。不过也存在少数情况：出身名门的游客在宫廷中会受到优待。

爵位较高的游客可以得到使节或者法国贵族的介绍信，不仅在王室宫廷，在其它地方的宫廷，如尚蒂利和洛林也一定会受到特别待遇。

介绍信是在宫廷社会中获得良好接待的关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确保精英阶层在旅行业的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在巴黎，介绍信也很重要，要想进入时尚人士的社会，必须要有人为你提供建议并为你写一封介绍信，这相当于一块敲门砖。

如果不能在宫廷住上一段时间，与那些杰出人士的相识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英国使节的热情款待及介绍信也为他打开了进入巴黎社会的重要入口。

奥古斯都，尤斯顿伯爵，即后来的格拉夫顿公爵三世。

1754年在巴黎和枫丹白露停留了五个月，“通过阿尔伯马尔勋爵的介绍，我与他的家人关系密切，有机会见到了巴黎最好的人”。但这种社会区分和等级特权激发了英国人的优越感。

他们普遍认为英国社会比较自由，法国社会这种情况使法国人受到限制。部分英国游客感到了法国人的敌意。

一位年长的苏格兰居民告诉一位到访巴黎的游客：“他们对英国人的不寻常的礼貌来自于他们对英国人的恐惧。但相信我，在内心深处，他们希望我们所有人都下地狱。”

1731年，诺福克公爵在巴黎的使节处用餐时说：“法国人憎恨我们。”次年，托马斯·罗宾逊议员与法国主要大臣红衣主教弗勒里共进晚餐，他也评论了法国人对英国的敌意。

斯莫利特在刚到法国时，他认为法国的规定对外国人很不友好，“我带来了床和桌子还有纺织品，即使都已经用过了，他们依然强制收取我5%税率的费用。”

这种敌意表示和法国人谈论政治是没有必要的，除非游客先开口，否则法国人不会谈论一个字的政治。尽管如此，部分游客也依然讨论了政治。

1725年，爱德华·索斯威尔在康布雷的和平大会上与英国外交使团成员讨论了国际形势。

游客们对法国社会进行批判，但不再像18世纪初的旅行文学那样夸夸其谈，他们会尽可能的保持一个中肯的态度表现自己对法国的不赞同。

部分游客认为法国王权过于强大，违背了人民的利益，下层民众被税收压榨，生活十分艰苦。法国政府税收的主要方式是：租税，除特权者外，所有市民都要缴纳。

人头税，任何人都要缴纳。十分之一税和二十分之一税，每个人都要缴纳。

这种税收最初是作为战争时期和其他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援助而征收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税收在和平时期也成为了必缴款项。这些税收都直接进入国王的国库，无疑数额巨大。

除此以外，他还有其它的收入。斯莫利特认为“这些对国王来说是很好的资源，但它们将永远使人民痛苦不堪，并不利于农民提高土地生产量，使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

二、旅行者的看法

除了在赋税这一条上需要改善之外，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措施来使他们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法国政府是不受欢迎的。

游客们在与有些法国人交流时，他们会吐露自己的心声：因为他可以安全地向一个陌生人发泄他的思想，而这个陌生人永远不会对他进行评判。

他自由而热情地哀叹他们目前的奴役，以及他们在最近的战争中遭受的极端灾难。部分英国游客认为英国人民比法国人民更幸福。

1766年，斯莫利特在看到法国农村土地的景象时，谈到他是否认为法国人比英国人的税收更多时讲到：但我想，如果你问法国人的税收是否比英国人更难以承受，这个问题会更恰当。

因为，在比较这种负担时，我们应该考虑承担的人的能力，我不知道怎么做，只能通过考察国家的面貌，观察普通人的外表。”

他想到英国的农民时，他们都是微小的耕种，土地也被分割成坡地、玉米田、干草和牧场、林地和普通的土地，草地上有黑牛有绵羊还有牛队马队，农舍干净而富足。

因此当他看到法国平民中的这种贫困、苦难和污秽的迹象时——他们没有围栏的田地在绝望中被挖开，没有草地或休耕地，没有牛和马来帮助农耕。

他们的农舍破败，家具简陋，衣服破烂不堪。农民和牲畜一副饥荒的形象。他不禁认为他们在压迫下呻吟，无论是来自他们的地主，还是他们的政府。可能是两者都有。

圣约翰将英国的自由和法国的堕落奢华进行了对比，并谴责凡尔赛宫桔园的奢华，这是一种“可耻的”奢侈，而许多穷人却“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18世纪的后半叶，英国游客对法国的批评不断，斯莫利特本身就不是法国制度的拥护者：“在专横的政府中，由于大人物的干预而中断了司法工作。

这对普通人的道德观是有不良影响的。农民也常常因为受到地主的压迫和暴政的苦难而变得绝望和野蛮。

约翰·摩尔的结论是，法国的一切“都是为有钱有势的人安排的，很少或根本不考虑下层公民的舒适度”。

游客对法国社会持续性的批判是一个主题，但是，在批判的同时，也有迹象表明，批判的态度不那么强烈了。一些游客对法国政府的某些措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他们认为政府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有人认为：“法国政府非常严厉，和其他国家政府一样独断专行，但对法国人来说却是最好的，因为他们的本性太邪恶，太无理。”

法律的严厉性也被认为在维持秩序方面是有些成效的。

贝内特显然被法国的活力和力量所打动：“法国人占领斯特拉斯堡时，斯特拉斯堡就像德国其他大多数城镇一样，老旧、建筑不良、防守不严，但一旦落入这个活跃而聪明的民族手中，它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了。”

即使他们减轻甚至不再批判法国，英国人出于对母国的热爱及其民族自信的提升，大多数英国游客依然认为英国在很多方面都优于法国。

三、旅行者对法国天主教的批评

宗教改革的进行，使英国天主教会的地位逐渐下降。英国作为新教国家，国内长期存在着与天主教的斗争。

在血腥玛丽统治之后更是掀起了人民反对天主教的浪潮，英国人对天主教的反感愈加强烈。18世纪时反天主教主义是英国的主要意识形态立场。

天主教会的做法和愿望令许多人感到震惊，天主教被等同于专制：它借助信仰和迷信，导致痛苦、贫穷、教士统治和压迫。

英国的报纸、布道、游行、示威以及大量书信都显示出他们对天主教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是基于重复老掉牙的反天主教格言，而且是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

天主教与雅各布主义的密切关系﹐以及英国主要的敌人﹐法国和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强国，使英国反天主教主义更加突出。这种宗教之争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上半叶。

法国被看作是一个天主教的专制国家，这与英国正好相反。这种反差也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威胁，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威胁。

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天主教的危险性。英国与天主教强国结盟，尤其是1716年至1731年与法国结盟，但这并没未动摇这种看法。

天主教虽然引起了人们的恐惧或不安，它也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时甚至是幽默或嘲笑。

后者最明显地是由遗物引起的，它们象征着天主教所特有的对理性的颠覆，英国人认为法国对天主教的轻信和迷信既被视为其统治的基础，也被视为其产物。

天主教会通过对教育的严格控制以及对宗教活动的布道宣传，迷惑理性和欺骗感官，编织了一张毒网，使欧洲天主教徒陷入其中。

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普遍对遗物尊重态度上，大多数旅行者认为这类似于一种崇拜，看起显然是骗术的一个方面。游客们对遗物既好奇同时又对其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