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戴高乐(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

1943年10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会议上美国政府拿出了一份名为《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草案，这也是联合国“四警察”的最初设定，按罗斯福一开始设计出来的框架，联合国内只有中美英苏四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只有四常，少的那一常就是法国。美国之所以会将法国排除在外，除了是因为法国在1940年投降德国后就基本退出了大国舞台，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法国属于衰落中的老牌欧洲殖民大国，且在地缘上不能和英国一样为美国牵制苏联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所以法国并没有引起罗斯福的足够重视。

但是，法国最终还是成了五常之一，其原因就在于法国出现了一个改变法国国运的关键性男人，他通过在美苏之间玩夹缝策略，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成功在雅尔塔会议前得到了苏联和英国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国的默许，这个男人的名字就叫夏尔·戴高乐。

1890年11月22日，戴高乐出生于法国北部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曾经当过法国的军人，退役后在法国当起了一名中学教师，身为一名军人，父亲对国家的热爱常常会很明显地自然流露，这也在潜移默化中让年幼的戴高乐萌生了一股强烈的报国梦，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和父亲一样为建设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此他开始自学关于军事上的一切学问。

儿时的戴高乐

怀揣着这样的梦想，19岁那年戴高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法国圣西尔军校，戴高乐属于比较偏科的那一类学生，在圣西尔军校训练的时候，他的骑术、击剑和射击学科的成绩经常让老师们头疼不已，但奇怪的是如果你要和他讨论关于军用地图、防御工事以及历史类的问题，戴高乐很轻松的就能给出一个近乎完美的答案。

第一年的训练结束后，戴高乐以同届学员前45名的成绩达到了及格线，他可以自由选择想要参加的兵种，当时骑兵是所有兵种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因为随着火炮和机枪的出现，骑兵不再是战场上最不可缺少的先头部队，这样的兵种相比之下更加的安全，但戴高乐并没有选择骑兵，他反而选了最危险的步兵，因为他认为步兵在战争中最直接接受战火的洗礼，因此最具有“军事”的味道，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2年，戴高乐其实也隐约嗅到了法德战争的影子，为了应对这一天的到来，他也在默默的做好应对准备。

戴高乐

确定好兵种后，戴高乐随即便被分配到了驻阿拉斯的步兵第33步兵团，在这里戴高乐遇到了那个和自己纠缠了半辈子的男人贝当，此时贝当正任职第33步兵团团长，贝当与戴高乐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特殊情感，他们会英雄相惜，也会在一些军事问题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比如贝当主张战争以火力压制为主，通过大口径火炮遏制一切进犯者，但戴高乐则认为战争的胜利更多取决于士兵的机动性，通过不断的变化伺机寻找最合适的进攻时间。

这种理论的分歧在一个高级军官和一位有才华的年轻门徒之间似乎并无不妥，尽管有时候他们会吵得不可开交，但却也在潜移默化中增进了彼此的感情，那时候戴高乐还经常夸赞贝当“他可是个伟人哪。”

戴高乐与贝当

1914年6月28日，当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被刺杀后，本就蠢蠢欲动的欧洲各国再也无法容忍，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戴高乐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派上了战场，和二战时的主动投降不同的是，一战时的法国表现得异常英勇，无数的法国士兵沐浴在鲜血中与德国士兵激烈交战，戴高乐很不幸地被一名德国士兵用刺刀刺穿了大腿，倒在了血泊中，他觉得自己快要完蛋了，只能趴在地上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戴高乐

但他并没有就这样死去，等他再次睁开眼，已经是在德军的战俘营，他被俘虏了，尽管这听上去很耻辱，但他却也因此捡回了一条命。在战俘营中，戴高乐是最不老实的一个，为了离开这个鬼地方，戴高乐不断组织战俘聚众示威，并用德语辱骂监狱长，他还想过挖地道越狱，结果因为动静太大被发现了，随即他被送往因戈尔施塔特第9要塞进行更加严格的看管。

1916年秋，在战俘聚会期间戴高乐结识了两位未来世界的风云人物，一位是未来的苏联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那时候他还是一名不起眼的中下级军官，另一位是法国少校卡特鲁，后来在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戴高乐

尽管戴高乐此前和图哈切夫斯基并不认识，但两人却在饭桌上找到了彼此都很感兴趣的共同话题，他们在关于陆军机动化的问题上聊了很久，一战时坦克才刚刚出现不久，实际运用程度并不是很高，但戴高乐和图哈切夫斯基都觉得这是未来战争中最不可缺少的关键性武器，两人在不断的交流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40年后戴高乐还特地写了一本《图哈切夫斯基的事业》来回忆与图哈切夫斯基在战俘营中的点滴生活。

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被关押了数年的戴高乐也终于重获自由，经过几年的沉淀，戴高乐对世界格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对战争的布局也更加了然于心，尽管当时德国已经投降，但戴高乐在德国人的眼中看到的却是仍然没有熄灭的怒火，他相信有一天战争会再次袭来，德国人会带着一战的怒火变得更加强大。

为了在战争来临前做好充足的准备，戴高乐开始在法国积极倡导坦克以及装甲车的大规模投入，1921年，戴高乐在自己的军事报告中向上级建议：“坦克应该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使用”，后来他又接着出了数本关于机动化战争的军事书籍，书中的理论与感悟都是他在战俘营和实战中所领悟出来的，当时世界上没有机动作战的装甲师理念，戴高乐却凭借经验想出了一个靠装甲旅、摩托化旅、机动步兵旅以及航空联队组成的混编装甲师走高机动作战路线，这种超前想法在现在看来是极为正确的。

演讲中的戴高乐

但遗憾的是戴高乐的这一套理论并没有得到法国统治者们的认可，其中对戴高乐意见最大的就是贝当，此时贝当已经出任陆军部长，但他还是坚持强力的火炮以及坚不可摧的战壕才是最牢不可破的防御，因为一战时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赶走了德军。

戴高乐的理论被法国统治者们全盘否定，但此时他的书籍却在另一个国家引起了轰动，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希特勒对戴高乐的声音极为重视，他每天都在细细的研究，试图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机动化部队。

1939年，德军开着戴高乐梦想中的装甲旅横扫波兰，然后如入无人之境的闯入法国的领地，直到这个时候法国人才意识到戴高乐理论的正确性，政府紧急提拔戴高乐任职第四装甲师的师长，带领临时拼凑出来的四个装甲师抵御德军。

尽管戴高乐的装甲师在前线战无不胜，痛击了他们遇到的所有敌军，但戴高乐很清楚局部的胜利根本挽救不了法兰西的失败，果不其然，当他从前线返回巴黎时，法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全面投降的准备，以贝当为首的法国统治者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只想快点结束这场战争。

戴高乐不想放弃，他试图劝说政府就算法国本土沦陷了，他们还有非洲的法属殖民地可以继续抵抗，只要法国人还在，就一定能夺回失去的一切。然而，他的坚持最后只得到了政府的一声冷笑，甚至还被排挤出法国政府。

1940年6月，戴高乐以流亡者的身份逃离巴黎来到伦敦，准备以游击者的身份为法国继续战斗，6月18日，戴高乐征得丘吉尔的同意后在英国广播电台发出抵抗号召，请求“现在在英国或即将来英国的法国官兵、工程师、工人一起联手参与到法兰西的抵抗斗争中”，戴高乐的声音经过播音员的重复诵读传向了全世界，同时也引起了贝当政府的高度重视，1940年8月，已经投降的贝当政府直接宣判了戴高乐的死刑。

戴高乐与丘吉尔

戴高乐的坚持得到了众多法国有志之士的认可，从发表演讲后，几乎每一天都有志愿者从法国逃往英国，然后加入戴高乐的阵营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戴高乐就建立了一支超7000人的武装力量，他将这支武装力量称之为“自由法国军队”。

在此后的几年里，自由法国军队一直致力于抵抗德军，他们和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阵营中的战士一样，以击退德军为己任，在此期间戴高乐收复了整个赤道非洲的法属殖民地，非洲的其他殖民地也在随后不久纷纷投靠自由法国军队，以当时“自由法国军队”的影响力来看，解放法国本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然而让戴高乐没有想到的是，阻挠他解放法国本土的并不是德军，而是法国人自己。

1940年9月，戴高乐在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决定夺取维希法国控制的法属西非达喀尔的控制权，但当自由法国军队与达喀尔的守军激烈交火时，维希政府的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也向自由法国军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戴高乐不得不暂时性撤离，他对那群在德军铁骑下苟延残喘的维希政府太失望了。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之后，戴高乐成功说服艾森豪威尔将军帮助解放巴黎，8月26日，戴高乐凯旋地穿过香榭丽舍大道，从凯旋门一路走到圣母院，沿途有数百万的法国民众为他欢呼，9月9日，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诞生了。

戴高乐上台后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国家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便是与中国建交，他曾对侄子贝尔纳·戴高乐说：“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世界需要中国”。毫无疑问，戴高乐又一次预见了未来。

为了和中国建交，戴高乐政府同周总理前前后后进行了6次谈判，为此毛主席还首次破例，同意与法国先建交，然后再与凯申公断交，1964年1月27日，中法正式建交，建交后戴高乐一直想来中国走一趟，亲身瞻仰一下这个历经千年的文明古国，而访华的部分也会被当做是他回忆录的一部分。

中法建交签字仪式

然而遗憾的是，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突然逝世，访华之事也成了他一生都无法完成的遗憾，逝世前戴高乐特意嘱咐拒绝国葬，他的遗体最终在老战友的陪伴下安葬在了女儿安娜的墓地旁边，为了缅怀这位对反法西斯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法兰西战士，毛主席下令降半旗致哀，尽管他一生都未到过中国，但他却是唯一一个让中国降半旗致哀的西方国家领导人。